第二天早上，被阳光晃醒。
窗帘没拉严，一道阳光从缝隙里射进来，正好打在眼睛上。我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阳光，真的阳光。不是副本里那种灰白色的天光，是金黄色的，暖洋洋的。
我坐起来，发现李存然的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穿好衣服，走出房间。走廊里有人在说话，声音从楼下传上来，混着油条和豆浆的味道。
下楼。
招待所的大厅里摆了两张圆桌，桌上摆满了早饭——油条、豆浆、包子、小米粥、咸鸭蛋、榨菜丝。张刚已经坐下开吃了，一手拿油条，一手拿包子，腮帮子鼓得像仓鼠。
“你这吃相，”张龙坐在对面，端着豆浆，“像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
“本来就是。”张刚含混不清地说，“吃你的吧。”
刘莹和莲莲坐在另一张桌上，两个人都洗了头，头发还湿着，披在肩膀上。刘莹脸上终于有了血色，莲莲的眼袋也消了一些。
赵太海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小米粥和咸鸭蛋，他没吃，低头看手机，嘴角带着笑——大概在和女儿聊天。
王斩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油条，边吃边看街上的车流。
钱五和李四坐在楼梯口那桌，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但都在吃，吃得很认真。
李晓梅和小朵坐在最里面那桌。小朵坐在椅子上，脚够不着地，晃来晃去。面前摆了一碗小米粥和一个包子，但她没怎么吃，一直盯着桌上的咸鸭蛋。
“想吃？”李晓梅问她。小朵点头。李晓梅拿起咸鸭蛋，在桌上磕了一下，剥开壳，露出流油的蛋黄。她把蛋黄挖出来，放在小朵的粥碗里。小朵用小勺子舀起蛋黄，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好吃？”李晓梅问。小朵使劲点头，含混地说：“好吃！”李晓梅笑了，很淡，但很美。
我在李晓梅对面坐下来。“昨晚睡得好吗？”李晓梅点头：“小朵睡着以后，我也睡了。好久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禁闭室里能睡吗？”李晓梅沉默了几秒：“能睡。但不敢闭眼。一闭眼，就觉得有人站在面前。睁开眼，什么都没有。但你知道他在那里，感觉得到。”她没有说“他”是谁。我也不需要问。
小朵吃完蛋黄，抬起头看着我，嘴角还沾着一点蛋黄渣。“哥哥，我们今天去哪？”“今天，”我说，“去给你妈妈讨个公道。”
上午九点，周建国的发布会。
地点在公安局三楼的大会议室。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记者。长枪短炮，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把会议室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被安排在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里等着，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发布会现场。
周建国站在主席台上，穿着警服，表情严肃。面前摆着一排话筒，贴着各家媒体的标志——省台、市台、晚报、新闻网，还有两家自媒体的。
“各位记者朋友，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是为了通报青城监狱案件的初步调查情况。”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相机快门的声音。“经初步调查，青城监狱存在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提供便利、对在押人员实施非法关押、虐待、以及制造虚假案卷材料等。”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周建国继续说：“目前，涉案的监狱长、三名副监狱长、以及七名狱警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周局长！”一个女记者举手，“请问有多少在押人员被冤枉？”“具体数字还在核实中。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至少有七十人。”台下哗然。“七十人？这还只是一个监狱？”“这些人关了多久？”“最高的刑期是多久？”问题涌过来。周建国抬了抬手，示意安静。“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我也知道，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我要说的是——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有家庭，有被冤枉的眼泪，有在禁闭室里度过的日日夜夜。”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今天，这些受害者中的一部分，就在隔壁。”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休息室的玻璃窗。刘莹缩了一下肩膀，莲莲握住了她的手。“我们能不能采访他们？”有记者问。周建国想了想：“可以。但请给他们一些尊重。他们经历的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了。记者们涌进来，但走得很慢，很轻。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女记者，三十来岁，短发，眼睛很亮。她走到李晓梅面前，蹲下来，和她平视。“你好，我是省台的记者。能和你聊聊吗？”李晓梅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可以。”她说。女记者在她对面坐下，打开录音笔，但没有立刻提问。她看着李晓梅怀里的孩子，犹豫了一下：“这是你的女儿？”“嗯。”“她多大了？”李晓梅低头看了看小朵：“如果还活着，应该十二岁了。”小朵抬起头，看着妈妈，没有说话。女记者的手停了一下，咬了咬嘴唇：“你愿意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吗？”
李晓梅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所有人都看着她，没有催促。然后李晓梅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但每一个字都扎进在场所有人的心里。
“2017年，我在超市里买了一袋奶粉。小朵当时五岁，爱喝奶粉。那袋奶粉三百块钱，我付了钱，走出超市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了。他说我没付钱。我说我付了，我有小票。他说小票是假的。我被带到了派出所。他们说超市监控坏了，没有证据证明我付了钱。我说我钱包里少了三百块钱，那就是我付了钱的证据。他们说，那三百块钱可能是从别处来的。没有人听我说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被判了五年。盗窃罪。进来以后，小朵来看过我一次，隔着玻璃。她哭了。我说妈妈很快就出去，你等我。后来她再也没来过。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问狱警，狱警说不知道。我问监狱长，监狱长说，你好好表现，表现好了让你见女儿。我拼命表现，缝口袋，别人一天缝一百个，我缝一百五十个。但监狱长再也没有让我见女儿。”她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2018年，一个狱警来找我。他说我表现好，可以给我减刑。我信了。然后他……”李晓梅的声音断了。她低下头，看着小朵。小朵伸出小手，擦掉妈妈脸上的眼泪。“后来，我打了他。用饭盆砸了他的头。然后被关进了禁闭室。一关就是五年。”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女记者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只是点了点头：“谢谢你。”然后关了录音笔，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在微微发抖。其他记者也陆续走过来，有的蹲在其他人面前，有的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听。
王德胜坐在角落里，被两个记者围着。他说话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我叫王德胜。建筑工人。工头说让我去搬东西，给我五百块。我女儿那天生日，我想给她买蛋糕。后来警察来了，说那些东西是偷的。我说我不知道。没人听。判了十五年。我进来的时候，女儿七岁。现在她应该二十二了。我不知道她在哪，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爸爸。”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哭。但听的人哭了。那个扛摄像机的男人，三十多岁，五大三粗，手稳得很，但听完王德胜的话，他的手抖了一下，摄像机晃了一下。他赶紧扶稳，眼眶已经红了。
发布会一直持续到中午。记者们走的时候，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有的沉默，有的红着眼眶，有的边走边用手机发消息。那个女记者走之前，又回到李晓梅面前，蹲下来。“你的案子，我会一直跟进。一定会有人还你清白。”李晓梅点了点头：“谢谢。”女记者站起来，看了小朵一眼。小朵正抱着妈妈的胳膊，靠在她身上，半闭着眼睛，像是要睡着了。女记者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摸了一下小朵的头发，然后转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