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走出那座东南角的宅院时，夜色深得像一口倒扣的锅。长安城的灯火已经熄灭了大半，只有远处几盏灯笼在风中摇晃。他沿着来路走回客栈，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从后窗翻进房间，脱下那件夜行衣叠好，装进油布包里，放到床底。他在床边坐下来，没有点灯。
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久到窗外天色从浓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然后他站起来，推开窗户，清晨的风涌进来。他洗漱完毕换上干净衣服，把那道手谕从木匣深处取出来放进怀里。
他穿过晨光中的街道，在一座府邸前停下。朱门紧闭，门口没有人，两座石狮子在晨光中沉默着。他没有上前敲门，只是站在门外。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老仆探出头来。他报了自己的名字。老仆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
他穿过院落，在后院一棵老槐树下见到了那个人——头发全白了，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那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眯着眼辨认了片刻，放下手中的茶杯，开口说话时声音苍老了许多，但吐字依然清晰：“你怎么来了？”
“有样东西，想请您帮我递上去。”
“什么东西？”
“一份账本。”狄仁杰说，“内侍省倒台之后，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并没有死绝。他们换了一种方式，在长安城东南角重新扎了根。所有的资金往来都记录在账本里，我已经查到了那些账本的位置。”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伸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些账本在哪？”
“在您手里没用。得交到大理寺。”
老人端着茶杯没有放下，看着杯中渐渐冷下去的茶汤。“你会走到这一步，我早就料到了。但我没有料到你会先来找我。”
“因为整个长安城里，我只信两个人。一个已经不在了，另一个是你。”
“那份手谕还在吗？”
“在。”
“那就用它。”老人放下茶杯，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陛下当年给你那道手谕，就是在等这一天。你拿着手谕去大理寺，比我说一百句话都管用。”
狄仁杰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当年和内侍省合作过，后来虽然及时抽身了，但那些账本上未必没有你的名字。你就不怕我把那些账本交上去之后牵连到你？”
老人沉默了片刻，随即笑了一声，声音很轻。“你以为我当年为什么要抽身？因为我发现那潭水太深了，深到我再踩下去连骨头都捞不回来。你说的那些账本，里面应该有我的名字，但那都是内侍省倒台之前的事了。之后我有没有再碰过，你心里清楚。”
狄仁杰看着他，没有再接话。他站起来，向老人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院子，走出了那扇朱门。
他没有回头。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大理寺。他把那道手谕放在案头。大理寺少卿看着那道手谕，脸色变了。当天下午，大理寺少卿亲自带队查封了城东南那座宅院的地下密室，起获了全部账本和信件。三天之内，十七名涉案官员被连夜拿下，一个都没有跑掉。又过了几天，大理寺在长安西市公开宣读了主犯的罪状。围观的百姓挤满了整条街。刑场上的血流进黄土里，被黄土和清水交替冲刷了三遍才彻底洗净。
消息传到狄仁杰耳中时，他正在客栈里收拾包袱。沈安从门外走进来倚着门框说：“案子已经结了，正犯全部落网，名单上一个没跑。”
他系好包袱的结，应了一声：“知道了。”他把包袱甩上肩走到门口，在门槛处停了一下，回头环顾了一圈这间他住了十几天的屋子，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下了楼梯。
他走出长安城门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城墙上，泛着一层淡金色。他和沈安并肩走在官道上，走了一段路，沈安忽然开口，声音不高不低：“你把那枚令牌留在感业寺了？”
他没有回答。他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才缓缓开口：“那枚令牌不属于我，属于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
沈安没有再问了。两人继续走着，官道很长，两旁是收割完的田野，稻茬在秋日的光照中泛着金色，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他走在上面，步伐不紧不慢。
他摸了摸怀里那只旧木匣，那里面装着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他母亲的画像，还有那枚刻着他名字的铜印。那两枚令牌已经不在了。他把鹤归的令牌留在了感业寺的银杏树下，把另一枚留在了那座破庙深处的暗格里。他带走的只有那只木匣。这就是他这十年的全部重量，轻得几乎感觉不到。
他朝并州的方向走去，官道笔直延伸没有岔路。他想着那棵他亲手种下的银杏树，想着那个坐在树下看书等着中午开饭的平静午后。那些沉重的案子、那些流过的血、那些欠下的债、那些还清的旧账，在身后越退越远。
他没有回头。他只是在并州秋日漫长而宁静的暮色里，一步一步走回那棵银杏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