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秋天，我和花乔希在尼斯住了下来。我们租了一间离海边不远的小公寓，在一条安静的小巷子里。公寓很小，一室一厅，厨房和客厅连在一起，卫生间小到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但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坐在那里能看到远处深蓝色的海。花乔希在阳台上支了一个画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画画。他画海，画日出，画日落，画海鸥，画沙滩上散步的老人和孩子。他的画越来越轻，越来越淡，越来越像是用颜色写出来的诗。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华人开的保安公司做培训教官。不是因为我需要钱……花乔希的画能卖一些钱，我也有一些积蓄。而是因为我需要做点什么。不能整天待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看着花乔希画画，等着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再等着它从另一边的山丘后面落下去。我需要一个理由每天出门，需要一些除了花乔希之外的人和事，需要让自己的手不闲着。保安公司的老板姓王，四十多岁，以前在国内也是做警察的，后来移民到了法国，开了这家小公司。公司不大，加上我一共八个人，主要业务是为当地的中国商户提供安保咨询和巡防服务。

尼斯的中国商户不多，主要是几家餐馆、超市和旅行社，活儿不重，但琐碎。王老板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看了我五分钟。“你是警察出身？”他问。“公安大学刑侦专业毕业，在地方公安局干了不到一年。”“为什么辞职？”“想换个环境。”“换到法国来了？”他笑了笑，“你这个环境换得有点远。”“为了一个人。”我说。他没有再问。当警察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每周三次去各家商户巡查，检查监控设备、门锁、消防设施是否正常；每月一次给商户的员工做安全培训，教他们怎么应对抢劫、盗窃和突发事件；偶尔处理一些纠纷……比如有人在餐馆吃霸王餐，比如有人在超市偷东西被抓了现行，比如两个中国游客在街头打架。这些事情让我想起周师傅。那个在南方小县城里带着我出警的老民警，那个说“你要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白”的人。他在做同样的事……处理琐碎的、不起眼的、但真实地影响着普通人生活的事。没有人会因为破了一个偷鸡案而上报纸，没有人会因为抓住一个吃霸王餐的人而立功受奖，但那些被偷了鸡的老太太、被赖了账的小餐馆老板，他们会记得你。

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不是那个在暗房里翻找证据的“安全顾问”，不是那个在画室里和人搏斗的“保镖”，不是那个在法庭外面等待判决的“证人”。而是一个普通的、朝九晚五的、每天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但心里踏实的上班族。花乔希对我的工作只有一个要求：“别受伤。”我说：“好。”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会发一条短信给我，问：“什么时候回来？”我每次回复的内容都不一样。有时候说“半小时”，有时候说“在路上”，有时候说“想我了？”。他从来不回答“想我了”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问完这句话，他都会发一个句号过来。一个句号。在我们的密码里，句号的意思是：是的。是的，我想你了。是的，我在等你。是的，你不在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我每次看到那个句号，都会在路边站一会儿，让心跳慢慢恢复正常，然后继续走路。尼斯的秋天比北京温柔得多。北京的秋天干燥，风大，杨絮满天飞，像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偶尔发一次善心。尼斯的秋天不是这样的……阳光还是很多，只是不那么烈了；海风还是很大，只是不那么冷了；天空还是那么蓝，只是蓝得更深了，像是有人把一整瓶深蓝色的墨水倒在了天上，然后用刷子慢慢地、均匀地刷开。

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在海边待一整天。花乔希画画，我坐在旁边看书。不，不是看书……是假装看书。我的目光一直在他的身上。他画画的时候习惯歪着头，眉头微微皱着，嘴唇微微抿着，画笔在画布上移动的速度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很深的问题。有时候他会停下来，退后几步，歪着头看画布，然后走上前，在某一个角落添上一笔，再退后几步，歪着头看，再走上前，再添一笔。他画一幅画的时间，足够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百遍。每一次看，都能发现新的东西。比如他的睫毛比我想的要长。比如他笑的时候右边有一个很浅很浅的酒窝，左边没有。比如他专注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咬下嘴唇，咬出一个浅浅的牙印，那个牙印要好几分钟才会消。比如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很小，耳垂很薄，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耳朵是在翠屏苑的客厅里，他站在楼梯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穿过他的耳朵，把耳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照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想……这个人的耳朵是透明的。这个人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他藏不住任何东西。他现在也不需要藏了。他不知道的是，他在我面前也是透明的。他高兴的时候，眼睛会亮。

他难过的时候，眼尾会垂下来一点点。他生气的时候，嘴唇会抿得很紧，紧到发白。他想我的时候，会给我发一个句号。一个句号。足够了。十一月的一个周末，花乔希忽然说想去摩纳哥。“摩纳哥？”我从书里抬起头，“去那儿做什么？”“看海。”他说，“听说摩纳哥的海比尼斯的更蓝。”“海不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他放下画笔，走到阳台边，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每一片海的颜色都不一样。同一片海，不同时间看颜色也不一样。早上的海是一种蓝，中午是一种蓝，傍晚又是一种蓝。阴天是一种蓝，晴天是一种蓝，下雨天又是一种蓝。世界上有多少种蓝色，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转过身，看着我，“但我想把它们都找出来。用我的画笔。一幅一幅地画。”“画完了呢？”“画完了，就放在一起，办一个画展。名字就叫……”他想了一会儿，“‘深蓝那片海’。”“那不是宋以宁的画的名字吗？”“现在是我的了。”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他不会介意的。他在普罗旺斯画薰衣草，不会来尼斯跟我抢这个名字。”从尼斯到摩纳哥，坐火车只要二十分钟。火车沿着海岸线开，右手边是山，左手边是海。海是深蓝色的，山是灰绿色的，天空是浅蓝色的，三块颜色拼在一起，像是一幅巨大的、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让人安静下来的画。

花乔希靠在车窗上，看着左手边的海。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微微眯着，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什么东西。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里有一片深蓝色的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陆深。”“嗯。”“你说，我们以后会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他看着我们交握的手，“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像今天这样吗？”“你想像今天这样吗？”“想。”“那就会。”“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会努力。”我说，“每一天都努力。”他看了我几秒，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平时那种淡淡的、礼貌的、带着距离感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温暖的、像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的那种笑。“你总是说这种话。”他说。“什么话？”“让我觉得什么都不怕的话。”火车进了隧道，窗外变成了黑色。车窗变成了镜子，映出我们两个人的脸……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握着他的手。两张脸在黑色的玻璃上靠得很近，像是两张被夹在同一本书里的书签，永远翻不到不同的页码。隧道很长。在黑暗里，他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陆深。”他的声音很轻。“嗯。”

“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隧道很可怕。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每次坐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我都会闭着眼睛，数数。一、二、三、四……数到一百的时候，隧道就结束了。”“现在呢？”“现在我不怕了。”他握紧了我的手，“因为有人在旁边陪着我。”火车驶出了隧道。阳光重新涌进车厢，把一切都照得发亮。海还是那么蓝，天还是那么蓝，山还是那么绿。他的脸在阳光里显得更加苍白，更加透明，更加像是一幅会被风吹走的画。但他不会飞走。他的手在我手里。摩纳哥的海比尼斯的更深，更蓝，更安静。海面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天空的颜色和云朵的形状。远处的游艇像白色的点漂浮在蓝色上，近处的海水透明得能看到海底的石头和海草。花乔希站在海边的岩石上，看着那片深蓝色的海，看了很久。“陆深。”他没有回头。“嗯。”“你说，这片海的下面有什么？”“鱼。石头。海草。沉船。宝藏。”“还有呢？”“我不知道。”他转过身，看着我。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几缕黑发垂在额前，遮住了半边眼睛。“还有一个人。”他说。“什么人？”“一个在等另一个人的人。”“他在等谁？”“他在等你。”

花乔希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海面的反光，不是阳光的折射，而是从他自己的心里生出来的、温暖的、柔软的、像是有人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灯的那种光。“等我做什么？”“等你告诉他……”花乔希走到我面前，踮起脚尖，嘴唇凑近我的耳朵，“你愿意和他一起等。”他退后一步，看着我。“你愿意吗？”他问。海风很大，浪花拍打着岩石，发出低沉的声音。远处有一艘白色的游艇慢慢驶过，在海面上留下一道细细的白线。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片深蓝色的海在涌动，有一个人站在海边，等了很久很久，久到忘了自己在等谁，只知道要一直等下去。我不是来等的人。我是那个人等的人。“我愿意。”我说。他的眼眶红了。“你再说一遍。”他的声音在发抖。“我愿意。花乔希。我愿意。”他的眼泪落了下来。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躲，没有藏，没有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他站在那里，在海风里，在阳光下，在深蓝色的大海面前，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岩石上，滴在这片陌生而又亲切的土地上。“陆深。”“嗯。”“谢谢你找到我。”“我没有找你。”我说，“我是在找工作的路上遇到你的。”他笑了。那种笑是那种带着泪的、把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揉在一起之后发出的笑。

“那你应该谢谢陈建安。”他说，“是他让你来找我的。”“我会的。”我说，“下次见到他，我会告诉他……谢谢你让我遇到你。”花乔希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们站在摩纳哥的海边，手牵着手，面朝深蓝色的大海。海风吹着，浪花拍着，阳光照着。这个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永远不会消失。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