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市入了夏,梧桐树绿得发黑。长青公司上市后的第十年,郑阅的生活节奏已经变得很慢。早上七点起床,沿着梧桐大道跑半小时,八点回家吃早饭,九点到公司,下午五点准时下班,晚上陪刘琼散步,陪郑念聊天,十点半上床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钟,不紧不慢,不慌不忙。
但今年的夏天,钟也扛不住了。
长青市连续十五天没有下雨,气温天天往三十九度上蹿,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卷了边,蔫头耷脑地挂在枝头,像一个个被晒蔫了的、绿色的、无精打采的耳朵。蝉叫得比往年更疯了,从早到晚不停歇,声音大得像有人在耳边开电锯,震得人脑壳疼。
郑阅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空调开到十八度,冷风呼呼地吹,吹得他后脑勺发凉。他手里握着那杯热拿铁——他已经可以喝咖啡了,医生说每天一杯没问题——但今天这杯拿铁,他喝不下去。不是因为不好喝,是因为太热了。他看着窗外那片被烈日烤得发白的世界,忽然想起了一句话——“热死了。”不是夸张,是真的会热死人。
长青市已经有好几个人中暑送医院了,有一个老人倒在路边,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四十二度,抢救了一整夜才救回来。新闻里天天在播高温预警,提醒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注意防暑。
郑阅放下咖啡杯,拿起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新闻推送——“长青市连续十五天高温,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他点进去看了看,说全市的空调都开到了最大,电网已经接近极限,随时可能拉闸限电。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
林知夏敲门走进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西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郑总,这是下季度的预算,你看看。”她把文件夹放在他桌上,在他对面坐下来。
“好。”郑阅拿起文件夹,翻开。
林知夏看着他,她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珠,亮晶晶的。“郑总,你空调开多少度?”她问。
“十八。”
“太低了。对身体不好。”
“太热了。”
“热也不能开这么低。空调病比中暑还难受。”
郑阅看了她一眼,把遥控器拿起来,调到二十二度。冷风的声音小了一些,像一只咆哮的野兽终于被驯服了,不再怒吼,只是低声哼哼。
“林知夏。”他叫她。
“嗯。”她应了一声。
“你姐姐最近怎么样?”
“很好。已经完全康复了。上个月还去爬了山。”
“什么山?”
“长青山。不高,但风景很好。”
“那就好。”
林知夏看着他,他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疲惫,不是放松,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的、柔软的表情。
“郑总。”她叫他。
“嗯。”他应了一声。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你比以前温柔了。”
郑阅放下文件夹,看着她的脸,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人老了,都会变温柔。”他说。
“你不老。”
“快老了。”
林知夏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郑总,你今天没有摸鼻子。”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长青市老城区,那间小小的两居室。空调也开着,二十六度,不冷不热。刘琼坐在客厅里看书,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家居服,头发披散着,脚上趿拉着一双凉拖鞋。
郑念从卧室走出来,穿着一件吊带裙,手里拿着一个扇子,呼呼地扇着。
“妈妈,好热。”她坐在沙发上。
“开空调了。”
“开了还是热。”
“那是心静不下来。心静自然凉。”
“妈,你那是老话。老话不一定对。”郑念站起来,走到冰箱前,打开冰箱门,拿出一根冰棍,剥开包装纸,咬了一口。“妈,你要不要?”
“不要。”
“爸要不要?”
“你爸在公司。”
郑念咬了一口冰棍。“妈,你说,为什么夏天越来越热了?”
“因为全球变暖。”
“那为什么全球变暖?”
“因为人类活动。”
“那我们怎么办?”
刘琼放下书,看着女儿,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
“少开空调,少开车,少用电,多种树。从小事做起。”
郑念看着她,把冰棍咬得咯吱咯吱响。“妈,你像个环保专家。”她含混不清地说。
“不是专家。是普通人。普通人也能做一点事。”
长青公司,办公室。下午五点,郑阅准时下班。他走出办公室,走过开放办公区,走过前台,走进电梯。电梯里已经有几个人了,都是下班的同事。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点点头。有人问他热不热,他说热。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在他脸上泼了一盆滚烫的水。他走出大楼,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快步走到停车场,打开车门,坐进去。车里的温度更高,像蒸笼。他发动车子,把空调开到最大,冷风呼呼地吹,吹得他汗毛竖了起来。等了大概两分钟,车里的温度降了下来。他挂挡,松刹车,驶出了停车场。
长青市老城区,那间小小的两居室。郑阅推开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空调开着,二十六度。刘琼在厨房做饭,郑念在客厅看书。
“爸爸,你回来了?”郑念抬起头。
“回来了。”
“今天热不热?”
“热。”
“你出汗了。”
“嗯。出汗了。”
郑念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冰水,递给他。他接过冰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
“慢点喝。对胃不好。”刘琼从厨房探出头,手里拿着锅铲。
“没事。”他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她炒菜。灶台上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菜在翻炒,油烟机嗡嗡地响着。她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珠。
“今天吃什么?”他问。
“红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清炒时蔬,紫菜蛋花汤。”
“都是我爱吃的。”
“你不是都爱吃吗?”
“嗯。都爱吃。”
刘琼关了火,把菜盛出来,端到餐桌上。郑念从沙发上起来,走到餐桌前坐下。郑阅也坐下来。一家三口,三菜一汤,三碗米饭。
“爸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郑念夹了一块茄子。
“今天不忙。”
“你最近都不忙。”
“嗯。不忙了。”
“为什么?”
“因为忙的时候过去了。”
郑念看着他,嚼了嚼茄子,咽了下去。“爸爸,你变了。”她说。
“哪里变了?”
“你以前总是很忙。现在不忙了。你以前总是很紧张。现在不紧张了。你以前总是很累。现在不累了。”
郑阅看着她,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
“人都会变。”他说。
“那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自己,有时间陪你。有时间陪你妈。有时间坐在阳台上发呆。”他顿了顿,“有时间活着。”
长青市老城区,那间小小的两居室。晚饭后,郑阅和刘琼坐在阳台上乘凉。阳台上的藤椅上,郑阅坐着,刘琼坐在他旁边。远处的天空,夕阳正在西沉,天边的云被染成了紫红色、橙色、金色的渐变,像一块巨大的、被上帝打翻了的调色板。
“刘琼。”他叫她。
“嗯。”她应了一声。
“你说,今年的夏天,是不是比往年热?”
“是。”
“为什么?”
“因为全球变暖。”
“那我们怎么办?”
刘琼偏过头,看着他,夕阳的光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像一幅画。
“少开空调,少开车,少用电,多种树。从小事做起。”她的语气和回答郑念时一模一样,像一台被设置了循环播放的录音机,每一次播放都一样,每一个字都一样。
郑阅看着她。“你像个环保专家。”他说。
“不是专家。是普通人。普通人也能做一点事。”
“做什么事?”
“比如,明天不开车。走路去公司。”
“远。”
“不远。四十分钟。”
“热。”
“早起。六点出门。不热。”
郑阅看着她,夕阳的光落在她的瞳孔里。“好。”他说。
长青市入夜,月光洒在阳台上。远处的天空有几颗星星,很亮。蝉还在叫,但比白天小了很多,像一首快要结束的、音量渐渐降低的交响乐,只剩下最后几个音符在空气中回荡。
“郑阅。”刘琼叫他。
“嗯。”他应了一声。
“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一起走路去公司,是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
“是郑念三岁的时候。她走不动,你背着她。她趴在你背上,睡着了。流了你一背的口水。”
郑阅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了,弯成了两道月牙。
“她那时候好小。”他说。
“现在大了。”
“嗯。大了。”
“再过几年,她就要嫁人了。”
郑阅看着她,月光落在她的脸上。
“刘琼。”他轻声叫她。
“嗯。”她轻声应了一声。
“你舍得吗?”
“舍不得。但她总要长大。总要离开。总要有自己的家。”
“那我们呢?”
“我们还有彼此。”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暖,指尖在他的手心里微微动了动。窗外的蝉叫了一夜,从大声到小声,从小声到无声。
第二天清晨,六点。长青市老城区,天刚亮。郑阅和刘琼走在梧桐大道上,阳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棵并排站着的树,一棵高一些,一棵矮一些,枝叶在空中交缠,根在地下相握。路上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个晨跑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脚步声急促而有力。
“热吗?”郑阅问。
“不热。”
“你出汗了。”
“那是走路的正常反应。”
郑阅看着她,她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珠,亮晶晶的,在晨光下闪着微光,像一颗颗被镶嵌在皮肤上的、透明的、微型的钻石。
“刘琼。”他叫她。
“嗯。”她应了一声。
“你骗人。你一出汗就脸红。你脸红了。”
“那是热。”
“不是热。是运动。”
“运动就是热。”
他看着她的脸,她看着前方。梧桐树的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晃,沙沙作响,像在鼓掌,又像在笑。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十多分钟,从六点走到快七点,从东边走到西边,从黑夜走到白昼。长青市的夏天还会热很久,但有了这些点滴,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