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六十八岁那年，收到了方知微的信。不是快递，不是挂号信，是一封普通的平信，贴着一枚邮票，邮戳是北京的。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和格尔木那间出租屋的地址。字迹很抖，像写的时候手在哆嗦。他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字：“陈远舟走了。走得很安详。右臂的晶体还在，没有消失。”
陆鸣坐在桌前，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右臂的薄膜在衣袖下微微发凉，手心里的点在脉动，和往常一样。陈远舟走了。那个在青岛的养老院的浴室里接过林怀德的钥匙的人，那个在大兴安岭的地下把母体放回原处的人，那个在青海的戈壁滩上用身体吸收爆炸能量的人。他走了。右臂的晶体还在。它不会死，它会一直留在他的骨头上，直到骨头化成灰。
他放下信，站起来，走到窗边。格尔木的秋天，天很高，云很淡。窗外那棵杨树的叶子黄了一半，在风中沙沙作响。他把右手举到眼前，右臂的薄膜在阳光下几乎看不见。他用左手摸了摸，光滑的，凉的。他想起了陈远舟的手，也是这样的凉。他只在六十二岁那年见过陈远舟一次，但他记得那只手。凉的，硬的，像一块被嵌在肉里的石头。那只手在三十多年前接过钥匙，三十多年后，把钥匙传给了他。不是钥匙，是场。不是场，是责任。不是责任，是宿命。
他放下手，走回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还没写完的笔记本。他已经写到了第十五本。十五本笔记本，摞起来有半人高。他从二十七岁写到六十八岁，写了四十一年。他写束星北，写林怀德，写卫明，写陈远舟和方知微，写他自己。他写青海的戈壁滩，写大兴安岭的针叶林，写北京的灰色楼房。他写“瞳”的晶格结构、能量场、共振频率。他写“瞳”的哲学意义。他写得不好，很多句子不通顺，很多概念不准确。但他写下来了。他觉得应该写下来。
他翻开笔记本，拿起笔，继续写。今天写的是陈远舟。他写他在北京那栋灰色楼房的楼下站了很久，没有上去。他写他站在楼下时看到的那扇窗帘，拉着，灯没有开。他写他站在楼下时右臂的薄膜在发烫，不是因为陈远舟在上面，是因为陈远舟右臂的晶体在楼下感应到了他。两样同源的东西，隔着六层楼，在共振。他写他当时的感觉，不是悲伤，不是遗憾，是一种说不清的、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的感觉。他写了改，改了写，写到满意了，放下笔，合上笔记本。窗外的天暗了。格尔木的夜来得快。
他把笔记本装进帆布袋，把帆布袋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到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面。面煮好了，他端着碗，坐在桌前，慢慢地吃。右臂的薄膜在灯光的照射下微微反光，手心里的点在脉动。他一边吃面，一边看着那个点。它在他手心里待了四十一年了。从大兴安岭的地下一路跟到了格尔木。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他身上，直到他死。死后呢？他不知道。也许会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腐烂，也许会脱离他的身体，回归环境，重新被母体吸收。也许会在他的骨头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膜，像一层釉。考古学家挖到他的遗骸，会惊讶，会困惑，会写论文。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层膜来自地下深处一颗亿万年前的球体。
他吃完面，洗了碗，回到桌前，打开台灯，拿出信纸，给方知微回信。他写了很久，写了很多遍，都不满意。最后，他只写了一行字：“知道了。节哀。”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明天去邮局寄。然后他关了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右臂的薄膜在枕头下压着，凉的，硬的，沉默的。
他想起了大兴安岭地下那颗母体。它在黑暗中，在几百米深处，在那些坚硬的岩石中间。它看不到天空，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但它能看到卫明。卫明的场和它的场是同步的。卫明在看，它就在看。卫明在想，它就在想。卫明在等，它就在等。卫明还活着吗？他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方知微的信了。陈远舟走了，方知微也老了。也许她也走了。也许卫明也走了。也许大兴安岭地下那颗母体，现在只剩它自己了。
他翻了个身，面朝窗户。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银白色的光带。他看着那道光带，想起大兴安岭地下那些发光的树干。暗红色的，和月光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光，来自另一种东西。它不需要太阳，它自己就是光源。
他闭上眼睛。意识深处，那些光点还在。七个亮着，两个微亮。青海那颗子体的光点，亮度稳定在微亮。陆鸣身上那层薄膜对应的子体的光点，也在微亮。他看不到卫明的光点，因为卫明不是子体，是人。人的场不会被“瞳”的网络收录，只会被“瞳”的晶格记住。像化石一样，留在那里。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他把右手举到窗前，右臂的薄膜在月光下没有反光，只是透明，纯粹的透明。他用左手摸了摸，光滑的，凉的。
“陈远舟，你还在吗？”他低声问。没有人回答。薄膜没有发光，手心里的点没有脉动，房间一片寂静。窗外，风停了。杨树的叶子不再沙沙作响。格尔木的夜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空荡荡的容器。他的呼吸变得缓慢而均匀，他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睡着了。没有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