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远，在江城市公安局档案科干了八年，见过的案卷堆起来能填满三个游泳池。但我跟你说，有些案子，不是写在纸上的。

2019年秋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父老周打来的。老周退休三年了，平时在郊区钓鱼，从来不主动联系我。那天他声音不对劲，像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

“小宋，你还记得槐荫福利院吗？”

我记得。当然记得。1995年那桩案子，在江城公安系统里是禁忌话题。槐荫福利院，位于城北槐荫山上，是一家民办孤儿院加养老院，1995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院长连同十二名工作人员、四十七名老人和儿童，一夜之间全部失踪。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血迹，财物完好，食堂里还摆着吃到一半的晚饭。

案子查了半年，什么都没查出来。最后定性为“集体出走”，档案封存，成了悬案。

“师父，那案子不是结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老周说：“你今晚来我家一趟，我给你看样东西。记住，别告诉任何人。”

我挂了电话，心里有点发毛。老周这人，一辈子硬气，破过大案要案，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那天晚上我开车去了他家，路上起了雾，能见度很低，路灯在雾气里晕成一团团模糊的黄光。

老周家在老城区一栋居民楼里，五楼，没电梯。我上楼时楼道灯坏了两盏，三楼拐角那盏忽明忽暗的，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我敲了门，老周很快开了，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头发白了大半，哪像刚退休的人。

客厅里没开大灯，只亮着电视柜上一盏小台灯。茶几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

“坐。”老周指了指沙发，自己去厨房倒了杯水。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跛，像是腿受了伤。

“师父，你这腿——”

“摔了一跤，没事。”他把水放在我面前，坐下来，盯着那个档案袋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小宋，我这辈子经手的案子，没有解不开的。唯独槐荫福利院，我解了二十四年，没解开。”

他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

照片拍的是一个房间，很普通的房间，白墙，水泥地，一张铁架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但墙上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从地板一直写到天花板，字迹凌乱，有大有小，有些地方重叠了好几层，像是一个人疯了之后拼命写下的。

“这是什么？”我问。

“槐荫福利院，3号房。”老周的手指在照片边缘轻轻敲着，“当年勘查现场时拍的。这个房间在福利院三楼最东边，门锁着，从外面锁的。我们打开之后，就看到这个。”

我凑近了看那些字。大部分都模糊了，但有些还能辨认。最显眼的一行，用很大的字体写在正对门的墙上：“别数，别回头，别相信镜子。”

下面还有一行：“它们不是人。”

再下面，字迹越来越小，越来越乱，有些句子写到一半就断了，有些字是倒着写的，还有些根本看不出是什么。

“这个房间住的是谁？”我问。

“一个叫刘桂芳的老人，七十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症。”老周又拿出一张照片，是个老太太的黑白证件照，瘦削的脸，眼睛很大，眼神空洞，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她是福利院里最早一批入住的，1993年进去的，失踪那年她在这儿住了两年。”

“她有精神病病史吗？”

“没有。入院体检报告显示，除了老年痴呆早期症状，没有其他精神疾病。”老周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但是小宋，你知道法医在现场还发现了什么吗？”

他拿出第三张照片。照片拍的是房间的地板，靠近床脚的位置，有一片深褐色的痕迹，形状不规则，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

“血？”

“是血。但不是一个人的。”老周说，“DNA检测显示，至少来自三个人。其中一份和福利院里一个失踪的工作人员匹配，另外两份……查不到来源。”

我心里咯噔一下。查不到来源，意味着不在全国DNA数据库里。要么是没录入过系统的人，要么……就不是人。

“后来呢？”

“后来案子就封了。”老周靠在沙发上，揉了揉太阳穴，“上头说，查不下去了。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没有动机。四十七个人，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了：“但是小宋，这二十四年里，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我都会接到一个电话。”

“什么电话？”

“电话那头，是福利院那个老院长的声音。他说：‘老周，咱们的账还没算完。’然后就挂了。我查过号码，每次都不一样，有的是公用电话，有的是空号，还有一次……显示的是我自己的手机号。”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台灯的灯光昏黄，在老周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今年呢？”我问。

“今年还没到日子。”老周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晚上九点半，“今天是农历十月初十，还有五天。”

“您叫我来，是想让我查这个案子？”

老周摇了摇头：“不是让你查。我是想告诉你，别再碰这个案子了。当年参与调查的人，这些年陆陆续续出了事。老李，肝癌，去年走的。小王，车祸，植物人。老孙，心脏病突发，死在办公室。算上我，当初专案组七个人，现在就剩仨了。”

他掀起裤腿，露出一截小腿，上面缠着纱布，纱布边缘渗出一圈暗红色。

“这不是摔的。”老周说，“前天晚上，我去阳台收衣服，回头看见客厅里站着个人。穿着白大褂，像是福利院那种工作人员的制服。我喊了一声，那人没理我，转身就往厨房走。我跟过去，厨房里没人，但地上有湿脚印，从门口一直走到灶台前，然后消失了。”

他指着小腿上的伤：“我一慌，绊在门槛上，磕的。”

我听得后背发凉。老周这人，一辈子不信鬼神，破案讲究证据，从不搞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能把他吓成这样，那得是多邪乎的事。

“师父，您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

老周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档案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

那是一面镜子。巴掌大小，圆形，银色的边框，很旧了，边角有些发黑。镜面倒是干净，能照见人影。

“这是在刘桂芳枕头底下找到的。”老周说，“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老人的私人物品。后来我翻档案，发现刘桂芳入住登记表上，物品清单里没有这面镜子。也就是说，这镜子不是她的，或者说，不是她带进来的。”

我拿起那面镜子，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刻着几个字，字迹很浅，像是用针尖划上去的：“别看太久。”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老周说，“但我试过一次，盯着镜子看了大概十秒钟，就觉得镜子里自己的脸在变，变得……不像自己了。”

他把镜子推到我面前：“你拿着吧。也许你能查出点什么。但要记住，别盯着看太久。”

我接过镜子，入手冰凉，像握着一块冰。我把它翻过来，下意识地想看一眼，但老周按住了我的手。

“别在这儿看。”他说，“回去再看。还有，记住墙上那句话——别数，别回头，别相信镜子。”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住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一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我把那面镜子放在茶几上，去洗了把脸，回来时发现镜子不知怎么翻了个个儿，正面朝上，正对着天花板上的灯。

我没多想，把它翻过来扣在桌上，就去睡了。

半夜，我被一阵声音吵醒了。很轻，像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刮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从客厅的方向传来。我看了看手机，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起身，推开卧室门。客厅里黑漆漆的，只有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那声音停了。我打开灯，客厅里一切正常，茶几上那面镜子还是扣着的，没动过。

我正要回卧室，余光瞥见厨房门口的地板上，有一串湿脚印。

脚印很小，像是小孩或者女人的脚，从厨房门口一路延伸到客厅，然后拐了个弯，消失在阳台的方向。我头皮一阵发麻，但我告诉自己，可能是水管漏水，或者冰箱化霜滴的水。我检查了厨房，水龙头关着的，冰箱底下也没有水渍。

我回到客厅，蹲下来看那些脚印。仔细一看，我发现一个问题——脚印只有脚尖的部分，没有脚跟。就好像这个人是用脚尖踮着走路的，或者……根本没有脚跟。

我猛地站起来，后背撞在茶几角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从阳台的方向传来，很轻，像是有人在哼歌。

是童谣。两只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