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僵在原地，盯着阳台的门。门是关着的，窗帘拉着，什么都看不见。哼歌声还在继续，一遍又一遍，调子有点不准，像是小孩子刚开始学唱歌。

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到墙边，摸到灯的开关。啪，灯亮了。客厅亮堂堂的，什么也没有。哼歌声也停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阳台门前，一把拉开窗帘。阳台上空荡荡的，晾着的几件衣服在夜风里轻轻晃动。我打开门，走出去，冷风扑面，吹得我打了个寒颤。阳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水渍，连灰尘都没有。

我正要回屋，余光瞥见楼下花坛边站着个人。

是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裙子，站在路灯下，仰着头，正看着我。距离太远，看不清脸，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笑。我下意识地往栏杆边走了两步，想看清楚些，但就在这时，路灯闪了一下，灭了。等路灯重新亮起来时，花坛边已经没人了。

我回到屋里，关好阳台门，拉上窗帘，心跳得厉害。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是个警察，虽然现在是档案科的，但我受过专业训练，我不信那些东西。可刚才的事，怎么解释？

我看向茶几上那面镜子。它还扣着，一动不动。我伸手想去拿，但手指碰到镜面的瞬间，我缩回了手。老周说过，别看太久。

可我还是忍不住翻了过来。

镜面很干净，倒映着天花板的灯，还有……我的脸。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大概三四秒。没什么异常。我正要移开视线，忽然发现镜子里的我，嘴角在慢慢上扬。

我没有笑。

我猛地放下镜子，手一抖，镜子掉在地上，哐当一声，但没有碎。我弯腰去捡，却发现镜子正面朝上，镜面里映着天花板，一切正常。

我把它捡起来，翻过来看背面。那几个字还在：“别看太久。”

我把它放回茶几上，这次没有扣着，就让它正面朝上放着。然后我关了灯，回卧室，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听见客厅里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像是有人在说话。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听。那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分辨出是个女人的声音，苍老的，沙哑的。

我悄悄起身，走到卧室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

客厅里，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照在茶几上。那面镜子立着，不是躺着，是立着的，像是有人把它扶了起来。镜面上，有光在流动，不是反射的月光，是一种幽幽的、发蓝的光。

然后我看见了。

镜子里，有一张脸。

不是我的脸，是一个老人的脸，瘦削，满脸皱纹，眼睛很大，眼珠子浑浊发黄，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是刘桂芳，就是照片上那个老太太。

我猛地推开门，冲进客厅。镜子啪嗒一声倒在茶几上，恢复了正常。我打开灯，客厅里什么都没有。但我注意到一件事——茶几上，镜子的旁边，有一滩水渍，形状像是一个手掌印。

我拿起镜子，翻过来。镜面冰凉，但背面，那几个字的下面，多了一行新的字。

字迹很浅，像是用指甲刻上去的：“还剩三天。”

我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我看了看日历，农历十月十一。三天后，就是十月十五。

老周说的那个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给老周打电话，没人接。我又打了两次，还是没人接。我心里有些不安，开车去了他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我用备用钥匙开了门——老周给过我一把，说万一有什么事方便。

屋里很安静，窗帘拉着，光线昏暗。客厅里没人，厨房没人，卧室门关着。我推开门，看见老周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像是睡着了。

“师父？”我叫了一声。

没反应。我走近了，发现他脸色不对，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凉的。

老周死了。

我报了警，警察来了，法医初步判断是心脏骤停，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我看着老周的遗体被抬走，脑子里乱糟糟的。昨天他还好好的，虽然精神不太好，但身体没什么大问题。怎么会突然就……

我注意到老周的右手握成拳头，攥得很紧。法医掰开他的手，掌心里攥着一张纸条，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但还能辨认出几个字：“它来了。”

我站在老周家门口，看着警察进进出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一种……被盯上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看着我，等着我。

我回到局里，调出了槐荫福利院当年的案卷。虽然封存了，但我有权限查阅。厚厚三大本，记录了调查的全过程。我翻了一整天，把所有细节都记在心里。

福利院位于槐荫山顶，始建于1978年，最初是一家疗养院，1985年改制为福利院，兼收孤儿和老人。院长叫郑国华，五十多岁，以前是市卫生局的干部。工作人员十二人，包括两名医生、三名护士、四名护工、一名厨师、一名清洁工和一名门卫。失踪人员共四十七人，其中老人十九名，儿童二十八名。

失踪时间是1995年11月6日，农历十月十五。那天晚上，山下村子里有人听见福利院方向传来唱歌的声音，像是很多人一起唱的，但听不清歌词。第二天早上，有人上山送菜，发现福利院大门敞开，里面空无一人。

现场勘查报告显示：食堂餐桌上摆着饭菜，有的只吃了一半；宿舍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办公室里文件摆放有序；财务室的保险柜开着，里面的现金一分不少。没有任何挣扎或混乱的迹象。四十七个人，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

唯一异常的，就是3号房墙上的那些字。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失踪名单里，有一个叫“郑小雨”的女孩，七岁，是福利院收养的孤儿。她的备注栏里写着：“智力障碍，不会说话。”

一个不会说话的聋哑孩子，在失踪人员名单里。但3号房墙上的那些字，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字，是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七旬老人写的。她是怎么写出这么多字的？而且那些字虽然凌乱，但笔画有力，不像是老人写的。

除非，有人帮她写。或者，不是人。

我合上案卷，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窗外天已经黑了，办公室里就剩我一个人。我看了看时间，晚上八点多。我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

走出办公室时，走廊尽头的灯突然闪了一下。我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走到楼梯口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像是小孩在笑。

我停下脚步，回头。走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谁？”我问了一句。

没人回答。我转过身，正要下楼，余光瞥见走廊尽头那面消防栓的玻璃门上，映着一个人影。很小，像是小孩的身高，站在走廊中间。

我猛地回头。走廊里还是空的。

但消防栓玻璃门上的倒影还在。

我盯着那个倒影，它慢慢地举起一只手，朝我招了招手。然后，它转过身，朝走廊另一头走去，消失在拐角。

我追了上去。跑到拐角，什么都没有。但地上有一串小小的脚印，像是小孩光着脚踩出来的，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窗户是关着的，但窗台上，放着一面镜子。

和那面一模一样的镜子。圆形，银色边框，很旧。

我走过去，拿起那面镜子。背面也有字：“你已经开始了。”

我手心冒汗，心跳加速。我把镜子翻过来，看了一眼镜面。镜子里，我的脸很正常，但背景不对——不是我所在的走廊，而是一个房间，白墙，水泥地，一张铁架床。

是3号房。

镜子里，我身后的床上，坐着一个人。一个老人，穿着白色的睡衣，低着头，头发披散着。她慢慢地抬起头，看向镜子里我。

是刘桂芳。

她张开嘴，像是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然后她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我。

我放下镜子，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是个警察，我不能被这些东西吓住。我收起镜子，快步下楼，离开了办公楼。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刘桂芳那个手势。指眼睛，指我。是什么意思？是让我看？还是警告我什么？

到家后，我把两面镜子并排放在茶几上。它们一模一样，像是同一批生产的。我仔细观察，发现背面的字迹也相同，都是“别看太久”。但老周给我的那面，多了一行新刻的字：“还剩三天”。今天已经过去一天了，还剩两天。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两面镜子，脑子里飞速运转。槐荫福利院，失踪的四十七个人，3号房的字，刘桂芳，那面镜子，老周的死……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拼凑着，但总是差一块关键的拼图。

我决定去一趟槐荫山。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开车去了城北。槐荫山不高，但很偏僻，山路崎岖，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秋天的树叶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树枝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伸展着，像无数只干枯的手。

车开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了，路被野草和灌木淹没了。我停下车，步行上山。走了大概四十分钟，我看见了福利院的围墙。

围墙很高，灰白色的，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铁门锈迹斑斑，门上的锁链断了，散落在地上。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很大，长满了荒草，有些地方草比人还高。主楼是一栋三层的楼房，灰色的外墙，窗户大多碎了，黑洞洞的，像一双双空洞的眼睛。楼顶上“槐荫福利院”五个大字，有两个已经掉了，剩下的歪歪扭扭地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