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第十五天开始失控的。

那天早上，我照例去地里浇水，发现地头多了一个人。

一个穿灰色袍子的中年男人，蹲在垄沟边上，用手指在抠土。他抠得很仔细，把土放在掌心里碾碎了，凑到鼻子底下闻，末了还用舌尖舔了一下。

我扛着锄头站在他身后看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一抬头，满脸都是土。

“你是？”我问。

他慌忙站起来，撩袍子就要跪：“小的周培公，是钦天监的……”

“周培公？”我打断他，“哪个周培公？《农政全书》那个周培公？”

他愣了：“侧福晋知道小的？”

废话。周培公，康熙朝最顶级的农学家，著有《农政全书》，后来被康熙帝召进宫专门研究农业。这种人怎么会在四爷府里？

“是四爷让小的来的。”周培公搓着手里的土，眼睛亮得像发现了新大陆，“爷说府里有位侧福晋在东墙种地，种的豆苗出得比农庄还好，让小的来看看。小的方才看了侧福晋这土，这土……这土配得太好了！沙壤土掺腐熟有机肥，酸碱度正好，氮磷钾配比合理，这，这不是一般人能配出来的！”

他说得激动，声音都在发抖，像是一个孤独了很久的人忽然找到了同类。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坏了。

我太得意忘形了。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种个地，但我用的那些方法——轮作，间苗，绿肥，腐熟堆肥——在这个时代不是没人知道，但绝对不会是一个深闺侧福晋能熟练掌握的。周培公是顶级专家，他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侧福晋，”周培公凑近了一步，压低声音，神情近乎狂热，“敢问您这个堆肥的配方，是从哪里学来的？”

“生母教的。”我说。

“令堂是……”

“大兴农户之女。”

周培公的表情从狂热变成了困惑，又从困惑变成了一种“我不信但我不能说不信”的微妙尴尬。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又蹲下去挖土了。

我站在地头，手心全是汗。

那天中午，高无庸来传话，说四爷在书房等我。

书房在东路正房，我从没进去过。推门进去的时候，胤禛正坐在书案后面批折子，周培公站在一旁，手里还攥着我地里的一把土。

“坐。”胤禛没抬头，只说了这一个字。

我在他对面坐下了。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毛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我的目光扫过书架——经史子集堆得整整齐齐，但最边上那一格，赫然放着几本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书脊都翻得起了毛边。

他也在看农书？

“羌氏。”胤禛终于放下笔，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认真，“周培公说，你那块地的土，比他见过的任何一块地都好。这不是一个只学了两年农事的闺阁女子能做到的。”

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爷想问什么？”

“孤不想问什么。”他说，声音很平静，“孤想听你说真话。”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冷，但也很干净，像冬天的湖水，冰面底下是看得见底的。

我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决定。

“爷，臣妾如果说了真话，您会信吗？”

“你说。”

“臣妾做过一个梦。”我说，“梦里臣妾活了两辈子。上辈子臣妾是个种地的，种了二十年的地。这辈子醒来，那些种地的本事都还在脑子里。”

这话放在现代，就是在胡说八道。但在这本书里——在一本清宫文里——穿越，重生，做梦，都是合理的金手指设定。

胤禛盯着我看了五秒钟。

然后他说了一个字：“信。”

周培公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

“爷，这……”他欲言又止。

“周培公，你出去。”胤禛说。

书房的门关上了。只剩下我和他，隔着一张紫檀书案，案上摊着一张京畿水利图。

“羌氏。”他站起来，绕过书案，走到我面前，站定。

他比我高一个头，我仰着脸看他，脖子有点酸。

“孤想让你帮孤做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教孤种地。”

我又愣了一下。不是因为我没想到，而是因为这个请求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别扭。他的手指捏着袍角，指节微微泛白——他在紧张。

四阿哥胤禛，在紧张。

“爷为什么要学种地？”我问。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能听见书房外面那棵槐树上的鸟叫。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孤四岁的时候，先皇后薨了。孤被送到佟贵妃宫里养着，佟贵妃对孤很好，但孤知道，那不是孤的亲娘。孤十一岁那年，佟贵妃也没了。从那以后，孤就一个人了。”

他顿了顿。

“小时候在宫里，孤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御花园后面的那片菜地。没人知道，孤经常一个人蹲在地里看蚂蚁搬东西，一看就是一整天。那时候孤想，蚂蚁多好，它们有家，有人陪着搬东西，不会一个人。”

我的心忽然揪了一下。

“后来长大了，孤就不去了。”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阿哥不能种地，阿哥种地就是自甘下贱。但孤每年都在圆明园那三分地里种点东西，偷偷地种，不让任何人知道。”

他低下头看着我，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点温度。

“那天你说，‘庄稼也是命’，孤想了一整夜。”

他伸出手，把一样东西放在书案上。

一颗红豆。

不是吃的红豆，是一颗种子，表皮光滑，颜色鲜红，像一滴凝固的血。

“这是你地里结的第一颗豆子。”他说，“孤捡的。”

我看着那颗红豆，喉咙忽然有点紧。

“爷，您这个人……”我开口，声音有点哑，“您要是想让人心疼您，您早说啊。”

他怔了一下。

“天天板着个脸，给我灌避子汤，铲我的地，我还以为您多讨厌我呢。”

他的表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种变化不是笑，但比笑更生动——像冰面裂了一条缝，裂缝底下有水光。

“孤不讨厌你。”他说，声音很低，“孤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我看着他那双捏着袍角的手指，骨节分明，干干净净，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这是一双握笔的手，批折子的手，将来还要握天下的手。

但此刻，它抖了一下。

“行。”我说。

“行什么？”

“教你种地。”我伸出手，把那颗红豆从书案上拿起来，握在掌心里，对他笑了笑，“但丑话说在前头，学种地要从拔草开始。您那棵白菜，水浇多了，根都烂了一半。明天一早，东墙根，我给您上课。”

胤禛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又有什么东西在重新拼起来。

“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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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卯时，天刚蒙蒙亮，我推开东跨院的院门，愣住了。

胤禛站在地头，穿着一身灰色的短褐，脚上是布鞋，袖子卷到肘部，手里拿着一把小锄头。

他没有带随从。苏培盛不在，高无庸也不在，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晨雾里，像一棵移栽过来的树。

“你穿的这个……”我指着他的短褐。

“昨儿晚上让苏培盛找的。”他说，“府里没有农人的衣裳，这是他连夜出府买的。”

我打量了他一下。短褐是粗布的，灰扑扑的，跟他平时的石青色常服天差地别，但穿在他身上居然不难看。他这个人，骨架好，穿什么都撑得起来。

“爷，您想先学什么？”

“你想教什么，孤就学什么。”

我想了想，走到垄沟边上蹲下来，指着地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杂草：“那先拔草吧。”

他走过来，蹲在我旁边。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尺，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味。

“这叫马唐草。”我拔了一棵递给他，“根系浅，一拔就掉，但长得快，三天不拔就把庄稼的营养都抢光了。看见就拔，不要留。”

胤禛接过那棵草看了看，然后低下头，开始拔。

他拔得很认真，一棵一棵的，连根拔起，拍掉土，整整齐齐地码在一旁。阳光从东墙头照过来，落在他侧脸上，镀了一层淡金色的光。

“爷，”我忽然开口，“您昨晚说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那您现在跟臣妾蹲在地里拔草，算不算相处？”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算吧。”他说。

然后他又拔了一棵草，放整齐了，侧过脸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小到我差点以为是错觉。

“羌氏。”

“嗯。”

“以后私底下，别叫爷了。”

“那叫什么？”

他想了想：“叫名字。”

“胤禛？”

他点了一下头。

我张了张嘴，那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最终还是没叫出来。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这两个字太沉了，沉得像一块玉，捧在手里怕碎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催促，低下头继续拔草。

那天的晨光很好，露水很大，我们的衣裳都湿了半截，膝盖上全是泥。高无庸端着早膳过来的时候，看见四阿哥蹲在地里拔草，差点把托盘摔了。

“放那儿。”胤禛头都没抬。

高无庸把托盘放在地头的石凳上，退了三步，站着不动。

“退下。”胤禛又说。

高无庸退到了夹道口，但没走，远远站着，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场不可思议的神迹。

我从托盘里拿了一个馒头，掰成两半，一半递给他。

他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两下。

“这馒头是谁蒸的？”他忽然问。

高无庸在远处答：“回爷，是厨房刘师傅。”

“让他以后多揉两遍，面没发透。”

高无庸应了一声，跑了。

我看着他——四阿哥胤禛，穿着粗布短褐蹲在地里吃馒头，嘴里还在评价馒头的发酵程度。这个画面如果被写成文章，大概没人会信。

但这就是真的。

那天我们拔了一上午的草，把整块地的杂草清理了一遍。午时太阳大了，我站起身，腰酸背痛，正要捶腰，一只手伸过来，按在我的腰上。

“这里？”他问。

我整个人僵住了。

他的手很热，隔着薄薄的夏布衣裳，掌心贴在我腰侧的肌肉上，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

“酸。”我说。

他又按了两下，手法生硬但力道刚好。

“爷……胤禛。”

“嗯。”

“您的手是用来批折子的。”

“今天用来按腰。”他说，声音平平淡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的耳朵红了。

幸好有日头照着，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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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胤禛每天卯时准时出现在地头，穿着那身灰短褐，拔草，浇水，松土，捉虫，做得比高无庸还仔细。他学得很快，我说一遍他就记住，从来不问第二遍。而且他有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优点——手很稳。间苗的时候，他的手一点也不抖，该留哪棵该拔哪棵，判断得比我还要准。

“你以前真的没种过地？”我蹲在他旁边，看他间苗。

“种过。”他说，“但都是自己瞎琢磨，没有章法。”

“那您现在学的这些，跟您以前琢磨的一样吗？”

他想了想：“不一样。以前靠猜，现在靠算。”

“算？”

他指着地里的豆苗：“一垄六尺，一尺种三穴，一穴留一棵，一垄就是十八棵。两丈长的垄，一共种了六十垄，就是一千零八十棵。每棵结十个豆荚，每个豆荚五颗豆子，就是五万四千颗。”

我张大了嘴。

“你数了？”

“嗯。”他神色如常，“昨晚数的。”

这个人有病吧？大半夜的不睡觉，蹲在地里数豆苗？——好吧，这就是雍正，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连种地都要精确到个位数。

“那您算过没有，”我忍笑，“这五万四千颗红豆，能煮多少碗粥？”

他愣了一下，然后那个很小的弧度又出现在嘴角：“没算。”

“每碗粥大约用三百颗红豆，五万四千颗可以煮一百八十碗。”我说，“一天喝一碗，可以喝半年。”

他看着那片豆苗，目光很柔和，柔得不像一个冷面王爷。

“半年。”他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像是在品味一个很奢侈的词。

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种地这件事这么执着。对他来说，种地不是种地，是确定性。他在宫里长大，在皇子之间周旋，在朝堂上博弈，每走一步都是刀尖上跳舞。但土地不会骗他，种子不会背叛他，你种一颗红豆，它就长一颗红豆，一棵苗长一个豆荚，就是一个豆荚，精确到个位数，不会少，也不会多。

这是他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唯一能抓住的确定。

“胤禛。”我终于叫出了这个名字。

他抬起头看着我。

“后天红豆就能收了。”我说，“到时候我煮粥，给你送一碗。”

他看着我的眼睛，很久很久，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那颗他给我的红豆握在手心里。

它很小，很轻，不值一文钱。

但我觉得，这是我两辈子收过的最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