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会失眠，但他太累了。
从接到老钟电话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跑——跑回槭城，跑进医院，跑着给先生熬药、买药、做饭、喂饭、擦身、翻身。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他裹着被子蜷缩在床上，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睡梦中他的手无意识地伸向床边的藤椅，手指碰到冰冷的藤条后微微弯曲了一下，然后慢慢收了回来。
藤椅上没有人，只有一片从窗外漏进来的月光。
董袁仲走后的第一个月，计鸢把老宅里所有能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
床单、被套、枕巾、窗帘、藤椅上的坐垫、书房里的桌布，连厨房灶台上那块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抹布都被他用碱水泡了又搓，搓得手指发红。
他在院子里拉了根长绳，洗好的衣物一件一件挂上去，冬日的风吹过来，白色的被单在阳光下轻轻晃动，像是某种无声的仪式。
邻居老钟路过门口时往里探头看了一眼：“小计，你这院子跟开染坊似的。”
计鸢正在晾最后一条枕巾，把枕巾夹在晾衣绳上用夹子固定好：“钟叔，您知道哪里能买到新的砚台吗？”
“砚台？你董先生不是有好几块砚台吗？”
“那些砚台都用了太多年了，砚池磨下去太深，我想给他换一块新的，他习惯用新砚磨墨写挽联。”
老钟靠在门框上沉默了一会儿：“街口那家文具店就有，我帮你去挑一块。”
“不用麻烦您，我自己去。”
他把手里那条枕巾的边角抻平，目光越过满院子被风扬起的晾衣绳，停在西厢房门口那副早已褪色的横批上，手上的动作没停。
计鸢去了街口那家文具店。
店面不大，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抬头看见他进来，放下算盘：“好久不见，你回来了。”
“回来了，买一块砚台，最好的那种。”
老板从货架顶上搬下来几个盒子，打开让他挑。
他逐一摸过那些砚台的砚池，最后挑了一块端砚，石质细腻，砚池深浅刚好，用手敲一下声音清脆而沉实。
老板帮他把砚台包好，他又拿了一刀宣纸、一瓶墨汁、一支新的狼毫笔。
“给谁用的？”
“我先生。”
“…哦。”
他知道董袁仲在槭城教了一辈子书，这条街上的老街坊都认识他，文具店老板大概也听说了消息。
他把钱付了，接过包好的砚台和纸笔，走到门口时老板忽然叫住他，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卷还没拆封的洒金红纸放在他手里：“去年过年剩下的，写挽联用得着。”
计鸢低头看着那卷红纸：“谢谢。”
然后抱着纸笔砚台走进了冬日下午灰蒙蒙的阳光里。
回到老宅，他把书桌上的旧报纸收走，把新砚台放在原处，研墨、铺纸、提笔。
他要给先生写一副挽联。
他悬腕提笔，在红纸上写下上联——“一生授业，桃李满天下。”
写到下联时他的手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他有很多话想写——写先生教了他二十年，从五岁教到二十五岁，教他认字、读书、做人，教他规矩、底线、骨气；写先生在他赌气不回来的那一年多里，把钥匙放在影壁后面，把那封他寄来的信压在枕头底下，把撕碎的照片一片一片拼好；写先生最后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还在跟他说“为人师表不能邋遢”。
他有很多话想写，但笔尖落在纸上，只写了一句“二十载师恩，来世再为徒”。
他把挽联挂在正厅，在董袁仲的牌位前摆上新买的砚台和一把戒尺。
然后他跪在蒲团上，对着牌位磕了三个头。
第三个头他磕下去，额头抵在冰凉的青砖上，很久很久没有抬起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计鸢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两件事：去A大上课、回老宅守孝。
他在A大的课上得很好，学生们怕他但也敬他，因为他讲课从来不带讲义，所有的知识点都在脑子里。
但他的眼神里始终有一种学生们看不懂的东西——不是严厉，不是冷淡，是一种被压得很深很深的、只有在偶尔走神时才会浮上来的空旷。
晚上回到老宅，他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看到深夜。
看的是董袁仲留下的那些书，每一本都有先生的批注，有的在页边，有的在行间。
他有时候会读着读着停下来，手指按在某一行的批注上，看着那熟悉的笔迹发呆。
他知道先生不会回来了，但他还是每天睡前给书房的灯留一盏，就像先生还在那里批作业，偶尔会抬起头来冲西厢房的方向喊一声：“别看了，早点睡。”
第二年春天，老槐树抽了新芽。
计鸢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小槐树，就在老槐树的旁边，挖坑、培土、浇水。
他看着那棵只到他腰际的小树苗，忽然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在先生床前说的那些话：“先生，还有我呢，您放心。”
半师半父半生恩，一跪一叩一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