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袁仲走后的第二年，计鸢开始写一本关于音韵学的书。
这个选题是他和先生最后一次在书房里讨论学术问题时定下的。
那天董袁仲精神还不错，靠在藤椅上听计鸢讲他对中古音系里几个疑难问题的看法：“你可以写一本书，把这些零零散散的发现串起来，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太难了，工作量太大了，我怕写不完。”
“写不完就慢慢写，学问不是赶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现在先生不在了，他开始写这本书。
每天从A大上完课回来，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页一页地翻那些发黄的韵书和等韵图，用红笔在稿纸上画出密密麻麻的音系表格。
他写得很慢，有时候为了考证一个反切用字，要翻遍好几本古籍，在稿纸边上写满批注。
他习惯在深夜写作，因为深夜的老宅最安静，安静到他可以假装先生还在隔壁房间里看书，偶尔会咳嗽两声，或者站起来倒杯茶。
他把这种安静当成一种陪伴，就像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在另一个房间里，不方便打扰他。
有一天晚上他写到凌晨两点，写到一个关于“喻三”和“匣母”分合的问题时卡住了。
他本能地抬起头想说：“先生，这个反例怎么解释”，话说到一半才发现对面的藤椅空着，扶手那块被磨得发亮的皮革上已经落了一层薄灰。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把董袁仲生前用过的等韵图抽出来，一页一页地翻。
在某一页的页脚，他看到了先生的一行铅笔字：“此处与鸢儿前日所论相左，待考。”
他把那本韵图放回书架，重新在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这一条的反证。
从此之后他的书稿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问句——以前写在页边的问号旁边总会缀一句“待与先生商榷”，后来那些问号全部变成了他自己的批注，一行又一行。
第三年，老槐树旁边的空地上忽然多了一棵小槐树。
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从土里冒出来的，也许是老槐树被风吹落的种子，也许是鸟衔来的，也许是老宅的地底下本来就有很多沉睡的根，只在某个春天被雨水唤醒。
计鸢给它浇水、培土、支了一根竹竿当支架。
每天早上他出来扫院子的时候都会在树苗旁边站一会儿，看着老槐树新发的枝丫和小树苗交叠在一起，老的往东斜，小的往西歪。
到了第四年，他的书稿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摞在书桌一角用一块镇纸压着。
他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把这些稿子装好，在封面写上书名和日期。
档案袋的背面粘着一张空白的标签，他在标签上写了一行字：“先生，稿子写完了，您帮我看看。”
他把档案袋放在书架上，跟董袁仲的手稿放在一起。
第四年六月末，槭城热得像蒸笼。
计鸢去省实验中学找赵敏拿一份教研材料，路过走廊时被一个高二男生拦住了。
男生个子已经窜到一米八出头，校服穿在身上显得短了一截，露出小半截手腕，手里攥着一沓作文纸。
计鸢打量了他一眼，眉眼硬朗，眼神亮得有些扎人，一看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好学生。
男生站在门口，有点不敢往里走。
计鸢没看他：“你桌上的茉莉花茶还有没有？泡一杯。”
赵敏习以为常地去翻茶柜，一边翻一边念叨：“你这人，上我这儿来跟回自己家似的。”
男生还站在门口，计鸢终于抬眼看他：“站那儿干什么，作文拿来我看。”
后来发生的事，计鸢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很清楚。
那篇作文写的是《左传》里的战争叙事，辞藻华丽，排比句用得铺天盖地，典型的炫技型学生作文。
他翻了两页就在心里给这个学生定了性：底子不错，但太浮，需要敲打。
他翻到其中一页，拿红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字——“知其然耳”。
后来那个男生站在他面前，校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头发被汗浸得一绺一绺的，他说：“计老师，我想跟您学东西。”
计鸢低头看着这个比自己高出小半个头的少年，在闷热的六月午后的光影里忽然有点恍惚——他想起自己五岁时站在董袁仲家的门槛上敲铃铛，想起每次先生追着他满院子跑时槐树影子在青砖上一块一块地碎掉又重新拼起来，也想起后来自己跪在病床前握着那只枯瘦的手，说要替先生守着院子、守着书、守着这盏灯。
现在灯还亮着，院子里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
“叫什么名字。”
“韦秦州，秦国的秦，九州的州。”
“名字起的太大，德不配位就是笑话。”
门内有师，门外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