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睡在我旁边。
在看守所里，铺位挨着铺位，晚上大家都挤在一块儿，翻个身都能碰到对方。白天干完活，休息时间我们就挨着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她比我大几个月，姓陈。我管她叫陈姐。我们俩同岁，聊着聊着就发现好多事都赶在一块儿了——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年轻时候流行的歌，全是一样的。这种同龄人之间的默契，在这高墙里头特别难得。
混熟了之后，她开始跟我讲她以前的事。不是那种刻意炫耀，也不是哭天抢地地诉苦，就是很平淡地讲，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说她老家在北边，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大棚菜刚兴起，她胆子大，想着弄个大棚试试。
“那时候哪有什么本钱啊，”她叹了口气，“我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地去敲门。亲戚、邻居、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熟人，只要能借到钱的，我都求遍了。你想想，那时候几千块钱是什么概念？为了凑这笔钱，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看了不知道多少冷脸，听了多少难听话。人家怕我还不上，连门都不让我进。”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姐，那时候咱们才二十出头吧？你真挺敢干的。”
这话我是打心眼里说的。我确实很佩服她。咱们同龄，可换作是我，别说是借几千块钱去搞大棚了，就是让我去开这个口求人，我都没那个胆量。我这人骨子里比较谨慎，没那么敢闯。而她，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硬是顶着别人的白眼和嘲笑，把这笔钱给凑齐了，那股子拼劲儿，我是真服气。
她听了我的话，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眼神里闪过一丝光，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纪。
“钱是借到了，大棚也搭起来了。”她接着说，“那时候真敢干啊，起早贪黑地守着菜棚子，后来行情好，确实赚到了钱，手里总算有了点底气。”
但后来，她说，就不好做了。具体怎么亏的，她没细说，我也没追问。我只知道，她从那个风光的女老板，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欠了一屁股债。
“那阵子，天都是灰的。”她声音放得很轻，像是在回忆一场噩梦。
她说，债主天天堵在她家门口，连她年迈的父母都被吓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以前那些围着她转、一口一个“姐”叫着的人，全都不见了踪影。她连个能借几十块钱买米的人都没找到。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她苦笑了一下，眼神黯淡下来，“我连死的心都有过，可看着爹妈那张老脸，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我只能跑。”
“然后我就来了广州。”
她说，刚走的时候，兜里连买张硬座车票的钱都没有。她不敢买票，跟着别人硬挤上了绿皮火车，躲在车厢连接处，站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车厢里全是汗臭味、泡面味和脚丫子味，熏得人喘不过气。她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死死地抱着自己那个破蛇皮袋子，生怕被人偷了。
“刚下车的时候，看着满大街的高楼大厦，听着周围人叽叽喳喳说粤语，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无奈，“什么都不熟，身边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兜里没钱，还欠着债，只能从头做起。”
“我连句完整的粤语都听不懂，”她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指，“只能去西餐厅洗杯子、端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