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挂在墙上那枚生锈的钉子上，
钉子已经挂过太多瓶盐水，
微微向下弯着，
像一截被压弯的脊椎。
液体一滴一滴
从透明的管子里经过，
像在数某种缓慢的时间。
不是时钟的时间，
是体温计里那种
需要含在舌下才能读到的
身体的时间。
旁边床位上，一个民工模样的人
闭着眼睛，手背上的胶布
已经卷了边。他刚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断了两根肋骨，
但他在担心老板会不会扣工钱。
输液瓶不管这些，
它只管滴。
诊所老板兼医生兼护士，
一个人，一间屋，三张床。
他给感冒的孩子开药，
给风湿的老人针灸，
给所有进不了大医院的人
一个可以坐着喘气的地方。
他的白大褂已经洗得发黄，
但口袋里总装着
几颗水果糖——
打完针不哭的孩子
可以挑一颗。
傍晚，最后一个病人走了。
他把空瓶子收进纸箱，
留着明天退给医药公司。
纸箱堆在墙角，
已经很高了，
那些空瓶子挤在一起，
像在交换各自听过的呻吟。
而他坐在椅子上，
用棉花蘸着酒精，
慢慢地、一圈一圈地
擦拭听诊器的金属头——
等它凉了，
明天又要贴上
另一个温热的胸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