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春末，潮。

租住的那间阁楼，顶矮，抬手能碰到梁。掌柜的上月把房钱提了一回，说是米涨了，柴也涨了。没言语，把钱数了，递过去。

抄书的差事，时有时无。

东市那家书坊，这个月只送了两趟活来。抄一卷《汉书注》，给两升米，八十文钱。白日里伏在案上抄，手腕子酸了，就甩一甩，接着抄。案上一盏油灯，灯油是自己买的，舍不得多点，天没黑透，就就着窗光写。

案角搁着那一小锭墨。

那是用省下的三文钱买的，劣墨，色发灰，磨开了有渣。抄书用的是书坊配的墨汁，不用这锭。只在抄得手熟了、眼睛乏了的间隙，另铺一张废纸，拿这锭劣墨，写眼前所见。

写楼下卖浆人的吆喝。写檐角那窝燕子，一早一晚，衔泥进出。写雨后瓦缝里渗下来的一道水，顺着墙，淌成一条细痕。

写完，看一遍，揉成一团，掷进纸篓。

纸篓里这样的纸团，积了小半篓。

那支沛王府赠的竹笔，一直带在身边。白日抄书，用的是自己那支旧笔，笔锋早磨秃了。到夜里，把那锭劣墨，连同那支竹笔，并排搁在案角。

一样是王府的旧物，一样是三文钱买来的劣墨。

没再多想。这条替自己写字的窄门，不能断。

入夏，房钱又紧。

书坊的活断了十日。把行囊里的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米缸见了底，锅上吊着的那撮盐，也快吃尽。站在阁楼的小窗前，望着街上来往的人，站了半晌。

成都住不起了。

听人说，往南去，涪县、三台、中江，那一带小城，房钱贱，米也贱，只要肯写，总寻得到一口饭吃。

低头收拾行囊。

一个小包裹。几件换洗衣裳，一摞抄书的旧纸，那部翻旧了的《汉书注》，父亲那封折了边的信，那支竹笔，那锭劣墨。把东西捆紧，斜挎在肩上，下楼，结了房钱。

掌柜的数着钱，抬眼。

“先生这是要走？”

“往南边去。”

“南边好。南边米贱。”

点点头，掀帘出去了。

涪县。

在城根寻了家最便宜的通铺，一夜五文，八个人合住一屋。白日里沿街走，问谁家要抄书，谁家要写招牌。布庄、米行、药铺，一家一家问过去。

替布庄写过一块招牌，得了十文。

那布庄临街，门板拆了，掌柜的搬个条凳，请站在上头写。街两边围过来几个看热闹的。提笔，蘸了墨，写“绸缎老店”四个字。写完，掌柜的捧着招牌左看右看，啧了两声。

“这笔力，搁在县城里屈才了。”

却没接话，收了笔。

住了半个月，布庄的掌柜说招牌挂出去了，生意也没见好，下回不写了。把那十文钱扣在掌心，没说什么。

通铺夜里吵。八个汉子，打鼾的，磨牙的，说梦话的。靠着墙，睁着眼，听房梁上老鼠跑。从怀里摸出那封信，就窗外一点月光看。信纸早磨得发软，上头“文立功，难”四个字，闭着眼也背得出。

把信塞回怀里，翻了个身。

夜里又收拾行囊。

中江。

依旧是城根的客舍，依旧是通铺。替县学抄过两卷经卷，替棺材铺写过一副对联。那棺材铺的掌柜，把写的对联看了半日，捋着胡子说。

“字是好字，就是有点丧气。”

没接话，收了钱就出来。

住了不到一月，江水涨了，客舍墙根返潮，被褥摸上去黏手，夜里能闻见一股霉味。

照旧又收拾行囊。

八月里，到了三台。

这县城小。一条主街，两排铺面，走到头便是城门。城小，人却和气，房钱比成都便宜一半。在城东寻了间民房的偏屋，房主是个养蚕的老妇，按月收一百文，柴火烧她的，月底另算。

住下了。这一住，便是三个多月。

偏屋小，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腿的案，用砖垫着。夜里霜下来，窗纸透风，把那件旧袍子裹紧，仍觉后颈凉。饭是自己做的。一口小铁锅，一把糙米，煮成稀粥，就着咸萝卜，一顿。进城抄书那日，才舍得买两个炊饼，揣在怀里，一路焐着回来吃。

养蚕的老妇姓周，话少。每日一早，挎着篮子去桑田，临走往灶上搁一把柴。傍晚回来，隔一会，端一碗煮好的桑叶粥进来，搁在门槛上，不进来，也不说话。要给钱，她摆手。

“柴是烧不尽的，粥是锅里多舀的。”

除了学塾，也替城里几家铺子写招牌。米行、茶肆、铁匠铺。铁匠铺那块“铁器俱全”的牌子，写了三回，铁匠都不满意。

“头两回太文，我要的是让赶集的庄稼汉一眼能认的字。”

第四回写，把笔画放粗，放笨，铁匠这才点头，给了十五文。

给的钱少，也接。

县里有家学塾，塾师是个须发皆白的老秀才，姓陈。上门，说自己会写字，能替学塾抄书，也能替孩子描红。陈老秀才把那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这字，不像蒙馆里出来的。”

“出门人，混口饭吃。”

老秀才没再问，留了。

每隔三两日，老秀才把人叫去，说孩子们临的帖旧了，糊了边，劳代写几张。研了墨，在红格纸上写楷书，一笔一笔，写《论语》的句子。写好了，老秀才拿起来，对着光看，点头，又叫写一张。

“先生这手字，不该蹲在蒙馆里。”

笑了笑，到底没接。

学塾里七八个蒙童，大的十来岁，小的才开蒙，鼻涕拖到老长。

白日替学塾抄书，抄《论语》，抄《千字文》，一笔一画，抄得工整。抄完了，坐在塾堂角落，看老秀才教孩子念书。孩子们摇头晃脑，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声音嫩得很，念错一个字，老秀才就拿戒尺，在桌上一磕。

有几个胆大的，课后凑到案前，扒着沿，看他写字。

那一日正替一个孩子描红。一个脸上沾着墨的男童，仰起脸问。

“先生，你打哪儿来？”

笔尖停了停。

“北边。”

“北边远么？”

“远。”

“有多远？”旁边一个梳丫髻的丫头凑过来。

望着这几张小脸。脸上都不干净，墨啊灰啊，可一双双眼睛，亮得很，一眨不眨，盯着手里那支笔。

蹲下身，在塾堂门口的泥地上，折了根树枝，写了一个字。

人。

两笔。一撇，一捺。

“认得了这个字，往后认别的字，就不难了。”

孩子们围上来，小手指头在空中跟着划。

“人。”他们齐声念。

“人。”他也念了一声。

那一下还不知道，多年以后，在万里外的海岛上，还会蹲在这样的泥地上，折一根树枝，教一群同样黑发黄肤的童子，认这个字。

蹲在地上，看着这一圈脏脏的小脑袋，喉头动了动，没说出话。

夜里，才回到偏屋。

屋主老妇早熄了灯，院里静，只有蚕房里传来沙沙的嚼桑叶声。点起那盏小油灯，把行囊打开，又一样一样看。衣裳、旧纸、书、信、竹笔、劣墨。

把那支竹笔紧紧握在手里。

笔杆上“沛王府藏”四个字，早被指腹磨平了，摸上去光溜溜的。

盘缠算过。剩下的钱，省着用，够在三台再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呢？

到底不能总这样搬。

一处一处搬，替人抄书，替人写招牌，今日在涪县，明日在中江。搬一回，身上的钱薄一层；搬一回，少年时那点矜贵，磨去一层。街上的人都叫“那个北边来的写字先生”，叫得熟了，自己也听熟了。

赶集那日，站在茶肆外头，听两个本地汉子摆龙门阵。他们说的话，半懂不懂。说的是县东谁家的猪，县西谁家的媳妇。端着一碗茶站在边上，插不上嘴。茶肆老板招呼，语气是客气的，眼睛却把人从头看到脚，看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

喝完茶，放下两文钱，走了。

到哪个小城，都是这样。人不亏待，也不留。写完字，拿了钱，转身还是个外乡人。

窗外，三台的更鼓敲了三下。

这小城的更声，跟成都不一样，跟涪县、跟中江都不一样。可再过些日子若走了，这更声，也会忘掉。

握着那支笔，久久坐在灯前。

这三年，从长安，走到蜀中。出潼关，过剑门，一路往南。鞋磨破了两双，脚底起的泡，结了茧。原以为，贬谪不过是一阵风，吹过就完。可风没有完。风把人从成都，吹到涪县，吹到中江，又吹到这三台小城里。

算起来今年十九。

灯花爆了一下。

得快些。在这点盘缠用尽之前，在这间偏屋也住不起之前，替自己，替这支笔，寻一条能长久走下去的路。两个月，是给自己数的日子。

瓦檐的水珠，连成一线。屋里潮，墙角长出一层薄薄的绿苔。江雾从门缝里渗进来，白蒙蒙的，漫了半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