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山雾压着屋檐低低地滚。龙允坐在床沿,手指抠进编织袋的网眼里,一寸一寸地收紧。行李早就收拾好了——两件旧衣、一把折叠刀、那个记满计划的笔记本,还有三百二十七块钱,用橡皮筋扎着,贴身塞在内袋。
他没开灯。
屋里静得能听见墙角水缸滴水的声音。昨晚母亲哭了一整夜,声音从门缝里钻进来,断断续续,像被什么堵住了喉咙。父亲摔了碗,说他要是敢走,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他没回嘴,也没看他们一眼,只把火车票夹在笔记本里,放在饭桌正中央。
纸条是凌晨三点写的,铅笔字,不重不轻:
“我不读了。去岭南。”
没有称呼,没有告别。
他穿鞋的动作很慢,布面胶鞋踩在地上,没发出一点声。门外湿滑,山路夜里下了雨,青石板泛着暗光。他背起袋子,推开门。冷风扑进来,吹得他袖口一抖。
母亲在屋里喊了一声:“阿允!”
他停住,没回头。
“你还小,外面不是人待的地方……”她的声音发颤,“你爸说得对,打份工也能活,干吗非要闯?”
他低头系紧鞋带,指节用力,勒出一道白痕。
然后推门而出。
晨雾浓得像浆,几步外就看不清路。他沿着巷子往镇口走,脚步稳,肩背挺直。身后那扇木门一直开着,没人追出来,也没再喊。他知道她站在门口,或许还哭了,但他不能回头。
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镇口有个小石阶,通向长途车站的土路。他坐上去等,背包垫在腿下。天色渐渐亮了,灰白渗进雾里,远处传来鸡叫。他摸出车票看了一眼:七点十五,经桂阳中转,终点未标。他不知道岭南具体是哪,只知道那里有厂,有人流,有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他攥着车票边缘,指尖发紧。
七点零三分,远处跑来一个人影。光脚穿着解放鞋,黑色背心沾着灰,肩上扛着破军绿色背包,拉链崩了一半,露出团成块的毛巾。那人喘着粗气,在他面前站定,胸口起伏,脸上全是汗。
“我跑了三里路,”赵虎抹了把脸,“爹拿扁担追我,我没敢停。”
龙允抬头看他。三年不见,他更高了,肩膀宽了一圈,右脸那道疤更深了些,像是被火燎过。眼神还是那样,横的,不管不顾的。
他没问为什么来。
从十四岁那年在校门口替他挡下三个混混开始,他就知道这个人会跟到底。
龙允从袋子里掏出一瓶水,拧开递过去。赵虎接过,仰头灌,喉结上下滚动,水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上。空瓶被他随手一扔,滚进草丛。
“走?”
“走。”
两人起身,朝车站走。路上谁都没说话。赵虎的背包蹭着后腰,发出沙沙声。龙允走在前头,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实。他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日子了。
车站是个铁皮棚子,顶上漏雨,地上铺着碎石。广播吱呀响,报着听不清的班次。人群挤在窗口前,抢票,骂娘,孩子哭。龙允和赵虎靠角落站着,手里捏着两张票,三百块花出去,只剩二十七。
“到了干啥?”赵虎忽然问。
龙允看着检票口的方向:“先活下来。”
“那要是活不下来呢?”
“那就死在路上。”
赵虎咧了下嘴,没再问。
七点十分,喇叭喊到他们的车次。一辆灰头土脸的中巴停在路边,轮胎沾着泥,排气管突突冒黑烟。司机叼着烟,懒洋洋挥挥手。人群往前涌,推搡着挤门。龙允护着赵虎的背包,两人一前一后上了车。
座位在后排靠窗。龙允坐里面,赵虎坐外。车里味儿重,汗味、泡面味、皮革老化味混在一起。座椅弹簧塌了半边,坐下去屁股硌得慌。赵虎一坐下就歪头靠窗,眼皮打架,几分钟后呼吸沉了,睡着了。
龙允没闭眼。
他把笔记本从袋子里拿出来,翻开第一页。封面底下压着一张照片的残角——不是苏晓那张,是更早以前的,职高实训课的合影,他站在后排,赵虎在他旁边,咧着嘴笑。他没撕,也没扔,只是翻过去,看第二页。
那页写着一行字,墨迹深,笔锋硬:
**“我要活着,活得像个人。”**
他用手指摩挲那行字,一遍,又一遍。
车外,群山如铁,云雾封路。家乡的方向早已看不见,只有连绵的轮廓,在晨光里沉默地立着,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墙。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扫过山脊、林线、隐约可见的村道。
然后收回视线。
手伸进衣兜,攥住笔记本的一角,没松。
大巴启动,轮胎碾过碎石,发出咯噔声响。车身一震,缓缓驶出车站。路边的杂货铺、早点摊、修车棚一个个退后,模糊,消失。车拐上主路,速度提起来,窗外树影开始飞驰。
赵虎在睡梦中咂了下嘴,头歪向玻璃。
龙允望着窗外,眼睛没眨。
雾散了些,天光透下来,照在脸上,是一片冷硬的轮廓。左眉骨那道疤还浅,是将来才会留下的。他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会再低头。
也不会再信任何人给的路。
车行三十里,山路渐平。前方路口有辆洒水车正在作业,水雾弥漫,横贯整条公路。大巴冲进去,水珠噼啪打在玻璃上,划出凌乱的痕迹。
龙允抬起手,指尖触到窗面。
水痕在他眼前散开,像一道裂开的幕布。
车冲出雾区,阳光猛地刺进来。
他放下手,坐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