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的时候十八岁，梳两根麻花辫，
箱子里装着《毛主席语录》、
一把口琴、和一双没穿过的解放鞋。
村里派老牛车去公社接她，
她和另外两个姑娘坐在牛车上，
一路颠一路唱歌，
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唱得赶车的老汉把鞭子都忘了甩。
那时候还不知道插秧有多累，
不知道蚂蟥会钻到小腿上吸血，
不知道冬天的水利工地上
冻疮会把手背鼓成馒头。
她被分到三队，住生产队的仓库隔间，
墙角堆着农药和化肥，
味道熏得她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就吹口琴，
吹《喀秋莎》，吹《小路》，
牛棚里的牛哗哗地反刍，
好像在给她打拍子。
隔壁的大娘端来一碗红薯稀饭，
说闺女别吹了，明天还要上工。
她学会了插秧、割稻、打场，
学会了用土话骂人，
学会了在田埂上嚼草根解渴。
手上的水泡磨成了茧，
脸上的白净晒成了麦色。
后来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
她没有走——她嫁给了生产队的记工员，
生了两个儿子，在这里落了根。
我见过她，她是我小学同学的奶奶。
去年她走了，埋在村北的坡上，
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生卒年，
和“知青”两个字。
她不是书上写的那种典型知青，
她没有绝食抗议，没有写血书，
没有在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
她只是来的时候是个姑娘，
走的时候是个老太太，
中间这段日子，
全给了这个从没想过要来的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