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的时候，学校忽然封了。
校门口拉起了警戒线，
保安戴着厚厚的纱布口罩，
手里握着测温枪，
像一个把守世界尽头的哨兵。
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不准出去，
不准回家，不准在走廊里扎堆。
每天早晨量体温，填健康表，
体温正常的人才能在操场放风。
有人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
有人蹲在花坛边看蚂蚁搬家，
有人举着收音机听新闻，
说北京昨天又新增了几十例。
他说话时脸上带着一种
努力装出来的镇定。
板蓝根卖断了货，醋也抢光了，
家长隔着铁栅栏往里递东西——
一袋苹果，两盒药，三双袜子。
母亲把东西塞进来时摸了摸我的额头，
那一下很快，但很烫。
有个同学的妈妈是护士，
被抽调去了定点医院。
她每天在宿舍阳台上打电话，
打着打着就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
肩膀一抖一抖的，不出声。
没人敢过去问她怎么了。
暑假前，警报终于解除了。
我们拎着行李走出校门，
回头看，教学楼还站在那里，
消毒水的味道从走廊里慢慢散掉，
操场边的广播还在响，
只是不再播疫情通报了。
后来有人问我非典是什么，
我说：是一个春天，
所有的门都关着，
所有的体温都被怀疑，
所有的咳嗽都被跟踪，
所有的爱都被栅栏隔着，
但没有一种被真正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