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上的邮票是两角钱的，
盖着模糊的邮戳，
地址是手写的，一行一行往下，
从省写到市，从市写到县，
从县写到乡，从乡写到生产队。
每个字都微微倾斜着，
像是用钢笔在赶一段很长很长的路。
我拆开信封，信纸对折又对折，
展开，字迹是蓝黑色的，
墨水在纸面上微微洇开。
开头是“见字如面”，
然后是最近的生活——
“最近厂里加班多，瘦了五斤，
不过没关系，瘦一点精神。
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很合身，
工友都说好看。”
再往下是叮嘱——
“你在家要好好吃饭，
冬天煤炉要通风，别省煤。
孩子功课要盯紧，别让他贪玩。”
最后是“勿念”和署名，
署名前照例有半句话被划掉了，
对着灯看，依稀是：
“很想你们”。
这三个字他从信纸上划掉了，
却在寄出之后继续赶路，
赶了几千公里，
赶了三十多年，
从父亲的笔尖下赶到我的掌心里。
现在没人写信了，
短信三秒就到，视频电话随手拨通，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少的字
交换着日常。
但那些被划掉又被灯照出来的话，
那些在信纸上走了几个月的思念，
那些用手指实实在在
一笔一划写在纸上的重量——
它们还在。
在旧铁盒里，在老屋的抽屉深处，
在一代人不敢说出口
却用笔说了千万遍的
“很想你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