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想的那样。

陈斯远在心里预演过无数种糟糕的可能。他想过她会崩溃，会绝食，会把自己锁在宿舍里谁也叫不出来，会像上次分手时那样把自己耗成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他甚至想过更坏的——她会不会在某一个深夜独自走到学校最高的那栋楼顶，会不会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他为每一种可能都准备了预案，像一个严阵以待的守夜人，把所有的神经都绷到了最紧，随时准备在她坠落的那一刻冲上去接住她。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李明珠从海市回来之后，表现出了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平静。不是那种麻木的、死气沉沉的平静，而是一种积极的、近乎自律的平静。她开始疯狂地追赶落下的课程，每天最早一个到实验室，最晚一个走，把前段时间因为照顾周怀瑾而落下的实验数据、论文进度、课业报告一样一样地捡起来，像是在完成一项精确到每一天的工程进度表。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公式和实验记录，字迹工整有力，每一个等号都画得笔直，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

陈斯远、李明谦、彭聿川三个人几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每顿饭都陪着她一起吃。她没有拒绝，没有表现出任何“被同情”的敏感和抗拒，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他们的陪伴。她按时吃饭，每一餐都吃得认认真真，菜和饭搭配着来，不快不慢，像是在完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她也按时回宿舍睡觉，作息规律得几乎可以用钟表来校准。

上课，做实验，吃饭，睡觉。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可陈斯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种不对劲像一根极细极细的鱼刺，卡在喉咙的某个角落里，不疼，不影响吞咽，甚至不影响说话，可它就是存在。你时时刻刻能感觉到它，却说不清它具体在哪里，也找不到可以把它拔出来的角度。

他观察她吃饭的样子——她吃得很好，饭量甚至比前几个月还要稳定，什么都吃，不挑食，偶尔还会说一句“这个红烧肉做得不错”。可她说“不错”的时候，眼睛是平的，没有那种吃到好东西时不由自主亮起来的光。

他观察她做实验的样子——操作精准，记录详尽，和师兄师姐讨论数据的时候条理清晰、对答如流，导师都夸她状态恢复得好。可她盯着仪器读数的时候，那个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专注，而是一种把自己完全投进工作里、借以回避其他一切的沉溺。

她不是在专注，她是在躲。用课程躲，用实验躲，用规律到近乎刻板的日常躲，躲什么呢？

陈斯远想了很久，终于在某一天夜里想明白了。她的样子，不像是已经接受了周怀瑾故去的事实。她更像是在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好好生活”来完成某个承诺，像在履行一份合同，条款清晰，执行到位，绝不违约。可一个人如果真的接受了失去，她的眼睛里应该会有悲伤，有怀念，有那种时不时被回忆击中后的片刻恍惚。

李明珠的眼睛里没有这些。她把那些东西全部打包塞进了一个看不见的箱子里，上了锁，贴了封条，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不是愈合，这是把伤口藏起来了。藏得那么好，好到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好了，好到李明谦有一次甚至私下跟陈斯远说“小五这丫头比咱们想的都坚强”。

陈斯远当时没回话，因为他没办法反驳一个连他自己都希望是真的的判断，可他心底那根鱼刺却越扎越深了。

过年了。

除夕夜，京市都被烟花爆竹的声音炸成了一锅沸腾的粥，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气息，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电视机里春晚的喧闹。京大的校园里却格外安静，安静得像一个被热闹遗忘了的孤岛。留校的学生不多，食堂只开了几个窗口，来吃饭的人也稀稀拉拉的，大多是没回家的留学生和一些赶论文赶得焦头烂额的研究生。

陈斯远在老宅陪着三位老人吃完年夜饭，照例扶太爷爷回房，然后跟爷爷奶奶说了一声，便出了门。他说的是“出去转转”，奶奶看了他一眼，没多问，只是嘱咐了一句“早点回来，外面冷”。他开车穿过大半个空旷的北京城，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红绿灯孤独地变换着颜色，偶尔有一两朵烟花在远处的天际炸开，把挡风玻璃映得一亮一亮的。他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去京大，明明明天就是初一到初四各家互相拜年的日子，到时候自然能见到她。可他就是坐不住。那种隐隐的不安在除夕夜里被放大了无数倍，像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他的后背，催他往她在的地方去。

他是在食堂找到她的。偌大的食堂里只开了头顶一排灯，光线不算亮，把空旷的空间照出一种清冷的、发蓝的色调。李明珠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盘饺子，已经在吃了，筷子攥在手中，正透过氤氲的水汽看着什么。她穿着件白色的羊毛衫，领口的绒毛围住她小小的下巴，整个人缩在那把椅子里，看上去像一只在冬天里收拢了翅膀的雀儿。

陈斯远在食堂点了一份饺子，然后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一个人吃饺子也不叫我？”他说着，语气里刻意掺了一点轻松的、哥哥式的责备，像往常一样。

李明珠看到他，没有惊讶，只是弯了弯嘴角，把面前那盘饺子往他那边推了推：“还有好几个呢，你吃。食堂阿姨给我多盛了。”

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外面又炸开一蓬烟花，金色的光线从窗口涌进来，在她的侧脸上闪了一下，又暗下去。她吃东西的样子还是那么认真，一个饺子分两口，嚼得细，咽得慢，和他之前观察到的一模一样。

“斯远哥，”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在安静的食堂里却听得格外清楚，“新年快乐。”

陈斯远夹饺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不是因为她说了新年快乐。而是因为她叫的是——斯远哥。

从他认识李明珠的那天起，她叫他的一直都是“陈斯哥”。陈斯远记得很清楚，小时候他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叫斯远哥，非要加一个陈字，听起来生分。那时候李明珠还扎着两个羊角辫，仰着脸一本正经地跟他说：“因为你的名字里有那个字呀，我不能说那个字。”小小的模样，却固执得要命。从那以后，她叫他陈斯哥，一叫就是二十几年，风雨无改，雷打不动。即便是长大之后明明知道那不过是个幼稚的谐音避讳，她也从来没有改过口。

而现在，她叫他斯远哥。

那个被他听了二十几年、早就习以为常的“陈”字，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像一个跟了她很久很久的习惯忽然被她亲手摘了下来。

“为什么不叫陈斯哥了？”陈斯远放下筷子，看着她，语气像是在问一个很随意的问题，“不是说不能说那个字么？”

李明珠低下头，用筷子拨了拨盘子边上那几颗已经凉了的饺子，没有马上回答。窗外的烟花又亮了一下，把她的睫毛投下一排细密的影子。然后她抬起头，笑了笑，那个笑容很平静，平静到让陈斯远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

“原来是觉得不能说，好像不说那个字，那个字就不会出现在身边，我就不害怕。”她的声音不大，语调也很平稳，像是在讲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是最爱的人已经去了离我最远最远的地方，我还有什么怕的呢？”

陈斯远听着她的回答，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了一把。她把这些话说得那么平淡，那么轻，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就想通了的道理。可他听得出那平淡底下压着的东西——最爱的人去了离我最远的地方。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远，那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无论她活多久、走多远、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法再缩短一寸的距离。

她已经失去过最怕失去的人了，所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那个她小心翼翼地避了十几年的“远”字，原来不是稚气的童声，而是她把在意的人放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里的方式。而现在，她把它放下了。不是因为不在意了，而是因为她最在意的那个人，已经不在她能避讳的范围之内了。没有任何诅咒能让他更远了。

陈斯远忽然很想抱一抱她。不是因为同情，不是因为心疼，而是因为他在那一瞬间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她心里有多害怕，她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从小就不说那个“远”字，是在用一个小女孩最笨拙的方式，拼命地把身边在乎的人留在最近的地方。可她拼尽全力留住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远了。周怀瑾去了最远的地方，而她终于觉得，避无可避，也就无所畏惧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从冬到春，积雪化了，树发了新芽。李明谦最初那段时间绷紧的神经也慢慢松了下来，毕竟李明珠肉眼可见地变好了。不是那种表面功夫的、做给人看的好，而是真的在一点一点地往回走。

她开始主动和他们说话了，不是被问到才答一句的那种应付，而是会主动发起话题，会问彭聿川最近课题进展如何，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像小时候那样跟他们斗几句嘴。

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好到陈斯远开始觉得，也许自己真的可以期待一些什么了。他看着她从那个在花坛边哭得浑身发抖的女孩，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能够说笑、能够斗嘴、能够按时吃饭睡觉、能够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下午的姑娘，他觉得那根绷了太久太久的弦终于可以松一松了。

他甚至开始暗暗地计划一些事情——再等等，给她更多一点的时间，让她好得再彻底一点，等到她真正从那片阴影里走出来，等到她的笑容不再有任何勉强的成分，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他想试着往前走一步。不是以“陈斯哥”的身份，不是以“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的身份，而是以他真正想成为的那个身份。

夏天到了。周怀瑾过世已经半年多了，李明珠的状态肉眼可见地非常好。她的实验进度赶回来了，论文开了题，导师对她很满意，体重也恢复了，脸上终于有了一点圆润的弧度。李明谦大概是觉得妹妹终于彻底好了，想要庆祝一下，也可能是单纯地觉得年轻人就该去热闹的地方放松放松，便带着她去了一家朋友新开的酒吧。那酒吧里音乐不算太吵，灯光调得很暗，一切都正常，李明珠坐在卡座里喝了一杯果汁，还和旁边的人聊了几句天，甚至笑了一下。然后就毫无预兆地倒了下去。不是被绊倒，不是头晕扶着桌子慢慢滑下去，而是像一座被抽掉了最后一根承重柱的建筑，轰然坍塌，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挣扎，直接倒在了沙发上。

心碎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