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那盏四十瓦的日光灯管，永远嗡嗡作响，亮得让人心慌。在这女号里，没有白天黑夜，只有这惨白的光，像一层化不开的霜，死死地罩着我们。阿晏的后背紧贴着我的胸口，在这十几个人的通铺上，连翻身都得错开节奏。她的体温偏低，像一块捂不热的玉，透过那层粗糙的号服，源源不断地渗进我的皮肤里。我睡不着，也不敢翻身，因为无论睁眼闭眼，那盏灯都直勾勾地瞪着你，把阿晏那少得可怜的安宁照得一览无余。
她是因为经济纠纷进来的，听说以前在机关坐办公室，是写材料的一把好手。那种单位里出来的人，身上总有股子洗不掉的墨水味。白天，她把那股轴劲儿全用在了吃饭上。管教喊完“开饭”，铁桶一响，别人像饿狼扑食，争先恐后地把那黑乎乎的菜汤往嘴里扒。只有阿晏，非要把那口窝头含在嘴里嚼够十几下，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只受了惊的仓鼠。陈姐性子烈，最看不惯她这慢吞吞的德行，有一次在背后狠狠踹了她一脚：“阿晏！你是数着米粒吃的吗！快点！”阿晏缩了缩脖子，没敢回嘴，眼眶红了一下，但那腮帮子还在慢条斯理地动着。在这二十四小时的光照下，这副慢吞吞的样子显得格外刺眼，仿佛是对这紧张氛围的一种无声挑衅。
每次管教拎着那一摞信走进来，我的心比她还紧。那盏白炽灯把管教脸上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也把那摞信的薄厚照得无所遁形。大部分时候，那都是“剃光头”。只要喊到名字，就意味着外面还有人惦记。阿晏站起来总是慢半拍，腰板倒是挺得笔直，像个小学生。走到管教面前，她双手去接，指尖冰凉，每次都会不小心蹭到我的手背，留下一点潮湿的冷意。她不急着拆，先贴在胸口，闭眼缓那几秒，试图在那永恒的亮光里，虚构出片刻的黑暗。我能听见她压不住的心跳，咚、咚、咚，撞着我的肋骨，一下比一下重。
那天，她接到的信很轻。
拆开信封，抽出来的竟然是一张白纸。
她没哭，也没闹，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她就着那惨白的灯光，把那张纸举起来，看了很久。灯光穿透了纸背，那张纸白得几乎透明，上面什么都没写，却又像写满了“别再找我”和“无可奉告”。那是一种比辱骂更彻底的拒绝——连敷衍都懒得给了。她轻轻叹了口气，那气吹在我的下巴上，是凉的，带着一股子陈旧的牙膏味。然后，她极小心地把那张白纸折成方块，塞进贴胸的衣兜里。那个位置，正好抵着我的锁骨，硬邦邦的一小块，硌得我生疼。这疼痛在灯光下被放大了，让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她的存在。
接下来的半天，阿晏像丢了魂。哪怕是这永昼之下，她也仿佛活在另一个时空。放风的时候，别人都挤在门口透气，只有她缩在墙角，那盏灯把她蜷缩的影子短短地投在地上，像一只被钉住的蛾子。我以为她会把那张纸扔掉，或者撕碎。可到了半夜（虽然灯还亮着，但号房里安静了些），她却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举动。
她没去找什么杂志，也没撕什么烟盒。她只是慢吞吞地从胸口掏出了那张白纸。
她把纸在膝盖上铺平，用手指一点点抚平上面的折痕，像是在抚摸一道伤口，又像是在安抚那个被抛弃的自己。她的动作慢极了，每一个褶皱都要抚平，仿佛那不是一张纸，而是她的脸面。然后，她拿出了那截快没水的圆珠笔芯。
她开始写字了。
她没有另找纸张，就在这张别人给她的“白纸”上，一字一字地写。字很小，很慢，笔尖在光滑的纸面上滑动，有些发涩，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在这死寂的号房里显得格外清晰。那盏不灭的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她的笔尖微微晃动。她写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油墨刻进纸浆里，手腕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我凑过去看，她没躲，只是把纸往怀里拢了拢，用自己的身体替那张纸挡住了强光，好让自己能看得更清楚些。那上面只有一行字，被她描了好几遍，墨迹深得几乎要戳破纸背：
“此事另有隐情，恳请核查。”
写完了，她对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额头几乎要贴在纸面上，在那惨白的灯光下，像是在审视一个神圣的图腾。然后，她把纸翻过来，背面也是空白的，但她没再写。她小心地把纸折好，依旧塞回贴胸的衣兜里。这一次，她用手按着那个位置，很久没有松开。
在这没有黑夜的地方，信比命重。别人用一张白纸拒绝了她，试图把她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她却在这张白纸上种下了最后的希望，用一行小字，倔强地证明自己还存在。阿晏守着她的信，守着那个慢吞吞的真相。而我，守着她。哪怕这守着，也只是多分给她一点体温，在这永恒的亮光下，我看着她那张平静的侧脸，忽然觉得，她或许才是这号房里唯一清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