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对于一棵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十圈年轮。对于一座古城来说，不过是多了一些新的店铺和少了一些旧的面孔。对于一个人来说，却足以让青丝生出白发，让少年变成中年，让一些记忆沉淀成心底的化石，也让一些伤口，在不知不觉中愈合。
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依旧是那条人民路。青石板被无数双脚磨得更加光滑，两侧的店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总有一些老店，在时间的洪流中坚持了下来。“溪边”花店就是其中之一。
十年的光阴，在“溪边”花店留下了痕迹。门楣上的木匾颜色更深了，原本清晰的“溪边”二字被岁月打磨得有些模糊，但反而多了一种温润的质感。门框上的漆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色，但陆子安一直没有重新上漆，他觉得这样更有味道。店内的格局没有大变，但植物比十年前更多了，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将不大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通向柜台。那些植物在陆子安的照料下长得极好，绿萝垂成了瀑布，琴叶榕高及天花板，几盆兰花每到花期便幽香满室。
陆子安的变化不大。十年过去，他看起来依然是四十出头的样子，只是鬓边多了几根白发，眼角的纹路深了一些。他的动作比以前慢了一些，但依然沉稳精准，修剪花枝时的手势，带着一种经年累月打磨出的从容。他穿着和十年前风格相似的衣服——简单的亚麻衬衫，卡其色长裤，帆布鞋，只是颜色比从前更浅了一些。
十年的独处，让他的话比以前更少了。但来买花的熟客都知道，这位花店老板虽然不爱说话，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你问他哪种花好养，他会认真地告诉你每种花的习性和注意事项；你问他最近有什么新品，他会从角落里端出一盆刚刚培育好的稀有品种，价格公道，包装用心。他从不主动打听客人的私事，但如果你愿意说，他会安静地听。
十年来，他收到过一些消息，也送出过一些消息。李浩然毕业后去了贵州山区支教，教孩子们拉小提琴，一待就是五年，后来回到省城，在少年宫担任音乐教师，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他每年春节都会给陆子安发一条祝福短信，从未间断。沈青山在建水的那家餐馆干了两年，后来攒了点钱，和阿霞一起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卖米线和卤味，生意不错。三年前，他给陆子安寄来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穿着西装，左袖管空荡荡的，但笑得格外灿烂，阿霞依偎在他身边，脸上是幸福的笑容。陆子安将那张照片夹在了一本书里，偶尔会翻出来看一看。
林静的消息，则要稀疏得多。她沿着那条“聆音之路”，走过了怒江，走过了高黎贡山，走过了那些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古老村落。她发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一次，她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受了伤，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养了两个月，才辗转联系上陆子安。他收到消息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给她回了一句话：“注意安全，活着回来。”她没有回复，但后来，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一条简短的平安信息，有时是一个字“安”，有时是一张模糊的风景照，有时什么文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句号。陆子安知道，那是她还活着的证明。
至于林溪，她依然沉睡着。
“净世会”的收容站里，她躺在那个纯白的空间中，生命体征稳定，灵魂波动平稳，与“当铺”核心的连接依然稳固。她的脑波偶尔会出现快速眼动期的波形，表明她在沉睡中可能依然有意识活动。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十年如一日。
陆子安每年会以“外勤人员例行汇报”的名义，申请查看一次林溪的状态报告。报告的内容大同小异——稳定，无变化，持续监测。他每次都从头到尾仔细读完，然后将报告归档，继续经营他的花店。
他知道，有些等待，可能不会有结果。但他也知道，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
一个秋天的傍晚，陆子安正在店里整理新到的一批洋桔梗，门口的风铃响了。他没有抬头，只是习惯性地说了句：“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进来的那个人没有立刻说话，也没有走动。陆子安等了几秒，没有听到回应，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门口。
她大约十六七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校服外套，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她的五官算不上惊艳，但很耐看，眉眼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静。她站在门口，目光扫过店内的植物，最后落在陆子安脸上，像是在确认什么。
“请问，您是陆老板吗？”她开口，声音带着少女特有的清亮，但语气很沉稳。
“我是。你是？”
女孩放下书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扁平的、用牛皮纸包裹的物件，双手递到陆子安面前：“我妈妈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说，您看到就知道了。”
陆子安放下手中的花剪，接过那个包裹，掂了掂，不重。他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个普通的木质相框。相框里，是一张手绘的水彩画——画面上，是一家花店的门面，门楣上写着“溪边”二字，门口摆着几盆绿植，阳光从侧面照进来，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画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
“替妈妈画的。她说她以前常来这里。——林小鹿”
陆子安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向那个女孩：“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林静。”女孩说，“她说您认识她。”
陆子安握着相框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当然认识林静。但林静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她有一个女儿。
“你妈妈现在在哪里？”他问，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她在医院。”女孩的声音低了下去，但依然努力保持着镇定，“她病了。医生说，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她让我来大理找您，说她有一样东西，要亲手交给您。”
陆子安将相框轻轻放在柜台上，取下围裙，叠好，放在一旁的椅子上。他走到门口，看了一眼渐暗的天色，然后回过头，对那个女孩说：“走吧。带我去见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