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来的一位广州本地大姐，比我大一轮，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她整个人缩在那一身不合体的号服里，像一只被拔了毛的鸡，瘦小得可怜。这里的灯光永远是惨白的，照在她脸上，把那种蜡黄照得一清二楚。
说起她的案子，简单得让人听了心里发寒。她也就是闲来无事，自己买个两块钱消遣一下。一注就买两块钱，一次也就买个十来块钱的，这在街坊邻里眼里，纯属无聊时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平常得就像买瓶酱油。谁能想到，就这么点不起眼的事儿，竟然把她送进了这种地方。
警察来查的时候，把她那个软皮小本子给搜了出来。那本子封面都磨破了，是她平时记号码用的。她有个习惯，每次买了什么号，都工工整整地写在本子上。在以前，这只是个生活习惯；可在那一刻，这本子就成了板上钉钉的“铁证”，像一副手铐，直接把她给钉死了。
她就垂头丧气，委屈得不行，坐在硬邦邦的铺位上反复跟我说：“两块钱的事，至于吗？我又不是犯了什么事，就是买了几块钱六合彩，大家都在买呀”
直到我们在这压抑得让人发疯的仓里聊开了，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原来那时候是2010年，广州正在办亚运会，这是在“严打”。上面压下来硬指标，片区要抓够人交差。人家也不管你有没有关系，手里有证据就抓进来凑数。
可她当时哪有这个觉悟？我也没想到这一点。在那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卖报纸就是个小生意，根本没察觉到风向已经变了。那种“我以为没事”的侥幸心理，在现实面前被碾得粉碎。就因为没这个思想准备，我们这些糊里糊涂的人，就像待宰的羔羊，稀里糊涂地就栽了进去。
最让她感到绝望的是，她女婿就在政府部门上班。那是亲女婿啊，本该是最能帮上忙的人，结果连他都救不了她，最后也只能认栽。连这种至亲的关系都走不通，这次算是彻底没路可走了。
她本身就有高血压，在这地方关着，没自由，睡得也不好，血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高，但其实身体没什么大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汗臭味，让人喘不上气。她每天在那唉声叹气的，我看在眼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她比我大一轮，都四十多岁的人了。看着她那样，我就觉得有点那个……明明她犯的也是两块钱的小事，真正坐庄的大老板都没被抓，却落得这个下场，我反倒觉得她比我更可怜。
这里的驻所医生也就是个摆设，只会开点感冒药。她血压高了喊头疼，医生只冷冷地瞥一眼，随手开一点止痛药应付了事，根本没人真把你当回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仓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她压抑的叹气声在空气中回荡。听着那声音，我也忍不住后怕，脑子里全是当时在派出所里的画面。
其实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可怜别人呢？我自己不也是被一张纸给钉死在这里的吗？我是卖报纸，里面也有六合彩报纸被抓进来的。当时在派出所里，面对那些被查获的报纸，我连想否认都开不了口。人家早就给我照了相，白纸黑字，镜头拍得清清楚楚。在那种铁证如山面前，我百口莫辩，根本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认栽。
大姐是因为那个写满号码的小本子成了“铁证”，我是因为那些被拍了照的报纸成了“铁证”。她买两块钱的消遣，我卖几毛钱的报纸，我们都被这所谓的“证据”死死地摁在了这个吃人的地方。
看着她那样，我心里揪着疼。同样是落难人，一个是糊里糊涂买特码的，一个是糊里糊涂卖报纸的，我们本来都是守法的老百姓，只想混口饭吃，最后却都困在这四方天地里，谁也救不了谁，只能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判决，像两粒被扔进磨盘的黄豆，等着被碾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