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断电第三百六十五天,我家电视还在播新闻。
晚上七点整,屏幕准时亮起来。没有开机画面,没有广告,直接切入演播室。男播报员穿深蓝西装,坐姿端正,面前稿纸永远翻到第三页。他开口时声音沉稳,像过去每一天的晚间新闻开场白。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五日。今日要闻: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七成,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
画面切到一片金黄麦田。收割机并排推进,农民站在田埂上笑。阳光很好,麦浪被风吹得层层翻涌。镜头拉近,一颗麦粒的特写,饱满,金黄,像教科书里的标准照片。
我坐在沙发上,膝头摊着笔记本,记下今天的新闻要点。秋粮七成,麦田实拍,农民访谈,时长十二分钟。
电视是我一年前从旧货市场搬回来的。熊猫牌,十四寸,外壳泛黄,顶上那根拉杆天线断了一截。断电前我把插头拔了,后来发现它根本不需要插电。全城断电后,它照样亮。每晚七点准时,一分不差。播完三十分钟自动关机,屏幕黑透,映出我胡子拉碴的脸。
我调过台。旋钮拧到底,除了这个频道全是雪花。我开过后盖,里面没有显像管,没有电路板,只有一团密密麻麻的线束,像某种生物的神经丛。线束从机壳底部穿出去,沿着墙壁爬到窗外,消失在楼下的废墟里。我顺着线找过一次,它们钻进地下电缆井,井盖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焊死了。
电视里的新闻还在继续。第二条: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第三条: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持续上升。第四条: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通信卫星。
我记下每一条要点,合上笔记本。
窗外的城市已经黑了一年。三十六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碎了一半,剩下的倒映着夕阳,像一块破了皮的旧镜子。街上没有车。路灯全灭。便利店卷帘门被人撬过三次,里面有老鼠在跑。入夜后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分不清是抢劫还是自杀。
我拧开一瓶囤积的矿泉水,喝了一口。水有股塑料味,但还能喝。压缩饼干剩十七箱,罐头剩两箱,维生素片还有半瓶。够撑到明年开春。
新闻播完了。屏幕暗下去,和我一模一样的那张脸在黑色玻璃上若隐若现。
我伸手去关电视。手指碰到开关的瞬间,听见一声极轻的叹息。
我僵住。不是电视里的声音,是从我身后传来的。卫生间的方向。我拿起手电筒,推开虚掩的门。
卫生间很小,三平米。洗手台上摆着一面镜子,镜面蒙了灰。我用手擦了一把。灰下面映出我的脸,和电视屏幕上那张脸一模一样,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但镜子里的人嘴唇在动。
他嘴唇无声张合,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别、再、看、了。”
手电筒从手里滑落,砸在地砖上,电池滚出去,光在地上转了一圈,熄灭了。卫生间陷入完全的黑暗。我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再打开手电时,镜面上只有我自己的脸,胡子拉碴,惊恐,嘴唇紧闭。
第二章
凌晨,我拆开了电视。
螺丝刀拧下后盖四颗螺丝。外壳打开,里面没有显像管,没有电路,没有线束。上次我看到的线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眼睛。人手张开那么大,嵌在电视机正中央,虹膜是深褐色的,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样。瞳孔在手电筒光柱下缓慢收缩,像一个人在强光里眯起眼。
“你能看见我对吧。”
眼球没有回答。瞳孔往左偏了一下,又往右偏了一下。我沿着它偏的方向看过去。它在看天花板角落里那只蜘蛛。我搬进这栋房子时那只蜘蛛就在了,平时结网抓蚊虫,断电后没有蚊虫了,它就趴在网中央一动不动。电视里的眼睛在看它。
“你是活的。”
瞳孔转向我。电视屏幕忽然亮起来,不是新闻画面,是一行字。
“我是观察者。”
“观察什么?”
屏幕闪烁了一下,换了一行字。“观察人类在末世中的心理耐受极限。你们喜欢这么称呼它。对你们来说这是末世。”
我握紧手电筒,指节发白。“所以没有救援队,没有恢复供电计划,没有新闻里说的那些事。全是假的。”
“新闻内容是真实的。拍摄于一百二十年前。你们的历法换算过来大约是一百二十年前。那一年全球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定,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百分之八十七。我们截取了那一年所有公共媒体的内容,按你们的历法换算成日期,每日重播。”
一百二十年前的新闻,每晚播给我看。那碗面早就坨了,还在盘子里原样摆着。
“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看?”
屏幕上的字停了一会儿。眼球转向窗外,像在望向很远的地方。
“因为我们只看你一个人。你们这个物种,在同类身上共情,在异类面前恐慌。我们想看看,当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而这个人知道自己只剩下自己的时候,他能撑多久。你是我们观察过的第七千多个对象。前七千多个都死了。最早一批死于绝望,他们发现真相后选择了自杀。中间一批死于麻木,他们停止进食,停止喝水,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最后一批死于疯狂,他们开始破坏一切能破坏的东西。”
眼球转回来,对着我。屏幕上的字继续跳出来。
“你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三百六十五天。之前的记录是三百一十二天。”
“那我应该自豪吗。”
“你应该警惕。活到这个阶段的对象会进入妄想期。他们会开始给自己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同伴。通常是从镜子里开始的。”
我后背一阵恶寒,猛地转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
“你看到了镜子里的那个人。那不是我们投放的。那是你的大脑为了自我保护而制造的幻觉。你的大脑已经无法承受孤独,它开始分裂出第二人格,让它和你对话,让你以为自己不是一个人。”
“我没疯。”
眼球没有回答。它只是静静地嵌在熊猫牌电视机的空壳里,缓慢地、有规律地收缩着瞳孔。那节奏像一个在数倒计时的人。
后半夜我把电视后盖重新装了回去。拧上最后一颗螺丝时,眼球透过电视机外壳的缝隙看着我,瞳孔一动不动。它不怕我拆它,它大概被拆过很多次了。前七千多个观察对象大概都拆过它。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卫生间,站在镜子前面。镜子里的人和我一样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没有再说话。但他还在。
我没有擦镜子,没有洗掉那层灰。那层灰是我和镜中人之间的界限。
第二天晚上七点,电视准时亮了。还是那个演播室,还是那个穿深蓝西装的播报员。他开口时声音依旧沉稳,稿纸翻到第三页。秋粮七成,麦田金黄,农民在笑。我把手放在电视机外壳上。塑料壳微微发温。里面的眼睛正在看着我。它大概也在数,今天是第三百六十六天。
第三章
第三百六十六天晚上,有人敲我家门。
敲门声很轻,三下。不是风吹的,不是老鼠碰倒东西。是有人用指关节,有间隔地敲了三下。
我从厨房拿了一把刀,走到门后,透过猫眼往外看。走廊里站着一个女人。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有灰,嘴唇干裂。她穿一件脏兮兮的冲锋衣,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脚上两只鞋不是同一双。她往后退了一步,让猫眼能看清她的脸。
“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看见你窗户外面的电视光了。”
我握紧了刀柄。
“我一个人。没有武器。只是想找个活人说几句话。我走了很长的路。”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刀刃藏在门板后面。她没有往里挤,站得笔直,双手摊开让我看。手心是空的。
“你叫什么?”
“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她指指自己的头,“断电后生过一场大病,高烧好几天,醒了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一直在走。”
“你从哪来?”
“南边。走了大概好几个月。”
她说话时眼神一直往我身后的电视机飘。电视正在播新闻,播报员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嗡嗡的,像隔了一堵墙的低语。
“能让我进去吗。我想看电视。”
我让她进来了。
她在电视机前席地而坐,盘着腿,像个小学生。她的脸很脏,睫毛很长,鼻梁上有道旧伤疤。她看着屏幕上的麦田,眼眶慢慢变红。
“我老家也有这种麦田。秋天的时候,风吹过来,麦浪能滚到天边去。我记得麦田,但不记得老家在哪了。”
她在电视前坐了很久,看完了一整期新闻。播报员说完最后一句话,屏幕暗下去。她没有动,还盯着那块黑玻璃发呆。
“这个电视有问题。”
“什么问题。”
“里面有个东西在看着我们。那不是电视台的信号。是别的什么东西放的。我刚才看新闻的时候,镜头切到麦田,我看见镜头外面有东西在动。不是人,不是收割机。是一种很奇怪的影子。像蛞蝓,又像烟。”
我打开了电视后盖。眼球安静地嵌在空壳里,瞳孔对着我们两个人。
女人没有尖叫,没有往后躲。她蹲下来,和眼球平视。
“是你在放新闻吗。”
眼球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是外星人。我想问你一件事。”
她凑近了些。
“我在南边碰到一群人,他们架了一个电台,到处发信号。他们说只要找到一个能收电视信号的地方,就能和外界联系。你是不是在用这个电视联系我们?”
眼球转向我,又转向她。屏幕亮了。一行字:“不是。这部电视是安慰剂。给你们看风景,让你们不焦虑。你们越安静,观察数据越稳定。”
我看着这行字,手心里攥紧了一把螺丝刀。
“那外面有没有活着的人类?”
屏幕沉默了片刻。“有。十七人。分布在这片大陆上不同坐标。我们没有干预他们的生存,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他们不是在找信号,是在找彼此。你是我第七千四百零三个观察对象。你是活得最久的。但你不是孤独的。你只是被我们隔离了。”
我盯着那行字,脑仁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烧。
“隔离?”
“这个房间被我们屏蔽了。你的所有信号发不出去,外面的信号进不来。这栋楼就像一个透明玻璃罩,你在这里面做什么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外面的世界看不见你。其他十六个人一直在互相寻找,已经找到了彼此。他们组成了小队,在沿海城市建立了定居点,有电台,有自己的广播网络。他们不知道你的存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你的信号。”
女人的眼眶红了。“为什么隔离他?”
“实验需要对照组。我们想看看,一个有希望的个体,和一个被我们判定为无望的个体,谁会活得更久。他是无望组唯一存活到现在的人。有希望组全死了。”
女人的手攥紧了登山包的带子。
“他们怎么死的。”
“分批次。第一组死于希望破灭。他们建了电台,发了信号,没有回应,就疯了。第二组死于希望过剩。他们找到了彼此,有了依赖,然后内部争执,分裂,互相残杀。第三组死于希望本身。他们相信外部世界还有救援,出海寻找。再也没有回来。你们这个物种需要希望。但你们不知道希望是一条绳子,拉得太紧会断,放得太松也会断。”
她站起来。“你们搞实验,把我们当成虫子一样观察。你们有没有想过——虫子也会咬人。”
眼球没有反应。它的瞳孔微微收缩。它大概听过无数遍类似的话。前七千多个对象大概都说过类似的话。
她把登山包放在地上,拉开拉链。里面不是干粮,不是水,不是备用衣物。是炸药。土制炸药,用化肥和柴油混合,装在矿泉水瓶里,引信是撕成条的旧衣服搓成的。她拿出一个矿泉水瓶,握在手里。手很稳。
“你在南边碰到的那些人,给了你这个?”
“没有。是我自己做的。我一个人走了好几个月,不知道要去哪,不知道要找谁。后来看到你这栋楼的窗户有光,我就往这边来了。我走到半路发现一家废弃化肥厂,我想,万一找到的不是好人,是抢粮食的,是疯子,我也许用得着。”
她把矿泉水瓶放在地上,又从包里掏出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一共六个。她把它们一字排开在电视机前。
“这只眼说有十七个人活着。它把我们当虫子。我把它的实验炸了。”
眼球转向她。屏幕亮了。一行字:“你想好了吗。”
她伸手就要去拿引信。我按住了她的手。
“等会儿。不是炸不炸的问题。是炸完以后我们去哪。你说南边有人,电台,信号。那是在我们被隔离之前的事。现在隔离了这么久,他们还在不在。”
她看着我。
“你说呢。”
“在。他们一直发信号,说明他们还在找。这个电视是单向的,只能收,不能发。眼球说它是安慰剂。那它有没有办法变成另一个东西。”
我转向眼球。“你说你是观察者。你观察了七千多个人类。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类主动跟你们谈判?”
眼球没有动静。屏幕没有亮。
“你们把我们当虫子。行。那现在两只虫子想跟你谈笔买卖。”
眼球转动了一下,转向我。屏幕亮了。“什么买卖。”
“我们不炸你。你帮我发一条信号出去。发到南边,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就一行字。”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
“一个你们永远观测不到的数据。你们观察过七千多个在绝境中挣扎的人,观察过他们怎么绝望,怎么发疯,怎么死。但你们从来没有观察过一个在绝境里主动选择不绝望的人。你把信号发出去,我不炸你。他收到信号,会来找我。他找不到,我就一直等。等待本身也是一种数据。你们要的就是数据。我给你一个你们从未见过的。”
眼球安静了很长时间。屏幕没有亮,也没有灭。
然后屏幕上亮起一行字。
“信号已发送。”
第四章
三天后,有人敲了门。
不是用手敲门。是用枪托。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喘着粗气:“开门!我们看到信号了!你是不是活着?你是不是活人?”我把门打开。外面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男人,身后跟着十来个人,有人扛着电台,有人抱着塑料箱,有人牵着一个小孩。小孩看见屋里的灯光,哇一声哭出来,她妈蹲下来抱住他,自己也哭了。穿军大衣的男人看着我,又看看我身后的电视机。
“收到了。收到你的信号。就一行字,‘我在这里。电视还亮着。’我们找信号找了一年。电台修了又坏,天线被风吹断无数次。上个月我们收到最后一条信号,是沿海定居点发来的,说他们的发电机坏了,撑不过这个冬天。我们以为我们是最后一批活着的人了。”
他目光转向屋子里那台熊猫牌电视机。
“就是它收的信号?”
“是。”
电视屏幕亮着。新闻还没到点,播报员正在念工业增加值数据。屏幕下方忽然滚过一行字:“这条信号是我们发的。你们的电台设备太老旧了,我们用电视信号覆盖了你们的频道。”
穿军大衣的男人愣住。“你们是谁?”
“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除了我们,还有十七个人活着。我告诉它,我要等这十七个人找到我。它是观察者。它会告诉我们的。”
“告诉谁?告诉外星人?告诉把人类当虫子的那些东西?”
他握紧枪托,嘴角绷成一条直线。然后他慢慢蹲下来,把枪靠墙放好。他身后的女人走过来,从塑料箱里拿出一包干粮,放在我桌上。干粮很硬,大概是压缩燕麦加盐捏成的饼,形状不规则,颜色发灰。
“沿海定居点的发电机修好了。上个月我们收到了他们的信号。”
“信号里说什么?”
“说死了四个。新生儿一个。净减三人。人口负增长。但他们还是决定继续住下去。说那里冬天不太冷,地里能长东西。”
我拿起那块干粮咬了一口,咸得出奇。外面断电一年,内陆种的麦子全烂在地里,沿海大概能种点耐盐的作物。
穿军大衣的男人盯着电视机。眼球嵌在电视空壳里,安静地收缩着瞳孔。他看了一会儿,嘴角抽动了一下。
“这东西是活的。你不怕它?”
“怕。但它帮我发了信号。怕不怕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遵守了约定。”
当晚,我跟他们商定:明天一早所有人出发,去沿海定居点。路线沿高速公路走,白天行军晚上扎营,预计七到十天到达。所有人挤在客厅里分享见闻,有人从背包里翻出半包烟,分了一圈。断电台灯幽蓝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像一群围坐在篝火边的原始人。
电视屏幕暗了,但没关机。眼球还嵌在空壳里。临走时,我蹲在电视机前,和眼球平视。
“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们走。”
屏幕亮起。“不。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这个物种,会在灾难中倒下,会互相猜忌,会彼此残杀。但你们也会重新站起来,会走向彼此,会在泥浆里伸出手。我观察了你们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给观察对象发信号。”
“违反实验规则了。”
“我没有规则。我只是观察者。”
“那你接下来做什么。”
“等待。等下一个信号。也许是你们的后代发来的。也许那时候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屏幕缓缓暗下去,最后跳出一行字:“还有,你活过了三百六十九天。你打破了纪录。”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了。
队伍从我家楼下出发,沿着当年最繁忙的商业街一路往南。街上长满了野草,狗尾巴草从柏油裂缝里疯长出来,齐膝高,穗子被晨风吹得往一边倒。穿军大衣的男人扛着电台走在前面,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中间,几个人推着一辆改装过的手推车,车上堆着干粮和水。我走在最后。
走出两个街区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矗立在晨光里,窗户黑洞洞的,电视已经关了。熊猫牌电视机空壳里那只观察了我三百六十九天的眼睛,大概还在安安静静地收缩着瞳孔,等待下一个信号。
我转回头,裹紧外套,跟上队伍。远处地平线上,沿海定居点的方向,隐约有烟升起来。不是爆炸的烟,是炊烟。有人在做饭。在断电的第三百六十九天,在人类最后一次内讧和第一次和解之间,有人还在做饭。这个念头让我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