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第二个夏天,温乔开始教拳。不是正式开馆,是每周日下午在拳馆带一节初级课。学生最多的时候六个,最少的时候一个。她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缠绷带——“绕三圈,手腕交叉,虎口收紧,拇指扣进去。多绕半圈。对,就这半圈,是你自己的。”
有个女孩问她那半圈是什么意思。她想了想,说那是你唯一不需要和别人一样的部分。
陈晏的项目在城北开工了。他接了一个老体育馆的改造,甲方给的工期很紧,但预算卡得不严。他每周跑三次工地,回来的时候皮鞋上全是灰,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温乔在玄关放了一把刷子,专门给他刷鞋用。他每次刷完鞋,把刷子放回原处,刷柄朝左——不是因为习惯,是因为温乔习惯用左手拿东西。她不是左撇子,但乔霜的左手比右手快零点几秒的反应速度还在,所以她拿刷子的时候总是用左手。他发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把刷柄朝左放。她从没问过。他也从没说过。
霍铮的裁判证在秋天寄到。信封上印着省体育局的公章,里面是一张塑封的证件照,照片上他穿着那件唯一不皱的衬衫,领口扣得很紧,表情像是在憋笑。他把证件拿给刘教练看,刘教练举到离眼睛五厘米的地方端详了一会儿,说拍得不好。霍铮说能用就行。他执裁的第一场比赛是在城东的格斗中心——就是一年前他复出赛的那个地方。选手是两个他不认识的新人,腿法都很快。他穿着裁判服站在笼子中央,后背挺得很直。温乔在观众席上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当年他扛着乔霜的那张照片,想起他背上鼓起的肩胛骨,想起那个永远像一座山一样挡在笼子中央的男人,现在站在同样的灯光下,手势干净利落,在第二回合终止了比赛——一方优势获胜。赛后在更衣室,霍铮把裁判服叠好放进包里,忽然说:“我以前以为站在笼子里只有一种方式。”温乔靠在门框上。“现在呢?”“现在知道有两种。打,或者不让你打。”他把包拉上。“都挺难的。”
陈晏的母亲病了。是入冬之后的事。不是什么急症,是年纪到了——膝盖不行了,血压不稳定,睡眠越来越短,醒得越来越早。陈晏请了一周假回去照顾,温乔没有跟他去。她留在公寓里,每天早上给他发一张照片。第一天是拳馆的沙袋,上面用粉笔画了一个笑脸。第二天是厨房的灶台,她第一次尝试做红烧肉,颜色有点深。第三天是窗外的塔吊——那架和她认识他一样久的塔吊,终于开始拆了。她站在窗前拍了很久,从下午拍到傍晚,看着吊车把塔吊的横臂一段一段卸下来,铁构件在夕阳里泛着橙色的光,缓慢地、一根一根地消失在天际线上。她把最后一张照片发过去的时候打了一行字:“它拆了。等你回来就看不到了。”陈晏回得很快:“家里还有别的。我明天回。”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电视,没有放音乐。她只是坐着,听冰箱压缩机启动又停止的声音,听楼上邻居拖鞋踩过地板的声音,听窗外那架塔吊最后几根钢缆被风吹动的嗡嗡声。她在这间公寓里住了两年多。刚搬进来的时候她把温昭的洗发水放进储藏室,把床垫翻了个面,换了柑桔味的一切。那时候她需要确认每一件事物都是她自己选的,不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现在她已经不确认这些了。冰箱里的柑桔味洗发水用完了,她上周买的是另一种——椰香的。不是刻意的。是超市货架上柑桔味正好缺货,她就拿了旁边的。和选择无关,和过日子有关。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刚亮,手机上有陈晏的消息:“上车了。”她回了一个“嗯”。然后把昨天拍的最后一张塔吊照片翻出来——照片上塔吊的最后一节立柱正在拆除,工地上空出了一大块天空,积着薄薄的一层朝霞,淡粉色的,像一团没有绣完的丝线。她把照片存进收藏夹,文件夹的名字叫“拆了”。然后她站起来,去厨房热牛奶。牛奶倒进锅里,开小火,用木勺慢慢搅。她盯着锅里旋转的白色漩涡,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温昭出狱了,她来找她,她会给她喝热牛奶吗?她关掉火,把牛奶倒进杯子,端到嘴边喝了一口,烫到了舌尖。她嘶了一声,然后自己笑了——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恨,没有恐惧,没有愧疚。只是好奇。就像一个在拳台上打了太久的人,终于听到了回合结束的铃声。
陈晏的母亲在春天好转了。不用坐轮椅,不用每天测血压,能在小区花园里走两圈。陈晏恢复了两地往返的节奏,一周去看一次,每次带一袋水果。温乔有时候一起去,有时候不去。去的时候她会在老太太家里帮忙换被套——她把手伸进被角的时候,老太太夸她利索。她说以前在拳馆叠绷带叠出来的。老太太没听懂,但点了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
有一天从母亲那里回来,陈晏在车上忽然说:“我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温乔看着车窗外。“你怎么说?”“我说你叫温乔。她说名字好听。问是不是温昭的亲戚。”温乔转过来看他。“你怎么说?”“我说不是亲戚。是你自己。”她没有再问。
温乔怀孕的消息是在四月底确认的。
那天她从医院出来,把检查单折成四方块放进外套口袋,骑共享单车去菜市场买了把芦笋。芦笋是陈晏爱吃的,她本来打算晚上清炒。她骑着自行车穿过公园,阳光从悬铃木的新叶之间漏下来,洒在她的手背上。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只手曾经在八角笼里击倒过七个人,曾经在尹氏庄园的宴会厅里撞飞一个两百斤的格斗手,曾经在无数个清晨替霍铮缠绷带,曾经在一个雨夜给乔霜的墓碑系上红色发带,曾经签了意识覆写研究同意书,曾经在结婚那天被陈晏握在掌心。现在这只手要开始做另一件事了。
她到家的时候陈晏已经回来了,正坐在茶几前改图纸。她把芦笋放在水槽里,在他对面坐下,从口袋里掏出检查单,放在图纸上面。他先看了她一眼,然后低头看单子。看了很久。久到芦笋上的水珠一颗一颗滴进了水槽。然后他抬起头。
“你要当妈妈了。”她说。他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了捏鼻梁。他的眼眶红透了,和几年前在拳馆看到她跪在照片墙前面时一模一样,和他在监狱外银杏大道上捡叶子时一模一样。他把检查单轻轻放在图纸旁边,站起来,走过去,蹲在她面前。他把手放在她膝盖上,就像她在决定签同意书那天晚上把手放在他膝盖上一样。“你怕吗?”“怕。”她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用手指沿着他掌纹的走向慢慢地划。“但和以前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以前怕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怕是因为知道会发生什么——知道会很疼,知道会睡不好,知道会变老,知道有一天会死。”她看着他的眼睛,就像当年在档案室暗间里看着那台进度条停在百分之六十七的设备,周围全是凌乱的线缆和闪烁的指示灯。“以前怕的是答案。现在怕的是过程。过程值得怕。”
他没有说话,把她拉过来,让她靠在自己肩上。窗外那架塔吊拆了之后,天空变大了很多,能看到完整的夕阳。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在无菌舱里,悬浮在淡蓝色的液体中,蜷缩如婴儿。舱外站着两个女人——一个脸是温昭,一个脸是乔霜。她们并肩站着,一起把手贴在玻璃上。她也把手贴上去。三只手掌隔着玻璃重叠在一起,温度从玻璃里渗过来。温昭的体温是三十六度五,乔霜的体温是三十六度七,她的体温是三十六度六,不高不低,刚好在中间。她在梦里说了第一句话:“我不是你们。”她们同时点头。她说了第二句话:“但你们都在我里面。”她们同时笑了。然后她松开了贴着玻璃的手,转身朝液面游去。她听见身后有人在问她的名字。她没有回头。她浮出水面,大口呼吸。
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窗帘缝隙里透进路灯的光,在床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陈晏还在睡,呼吸平稳。她轻轻翻了个身,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她的手覆在他的手上面,两只手一起贴着她的小腹,像三只手掌隔着玻璃。
窗外的城市正在熟睡。塔吊已经拆了。天空很空,但不再是空的——她要在那里放一个世界。一个她自己选的世界。不是谁留给她的遗产,不是谁盖好的废墟。
她闭上眼睛,重新沉入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