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昭第一次见到陈念，是在银杏大道。

十一月的第三个周末，银杏叶正黄到最盛。温乔提前三天给她发了条消息，只有时间和地点。没有“请”，没有“你应该来”，就一行干巴巴的字——“周六下午两点，银杏大道南门入口。”温昭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出租屋里煮面条，锅里的水已经沸了，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水溢出来浇灭了灶火。

周六她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她站在南门口那棵最老的银杏树下，脚下踩着一层金黄的落叶，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只毛绒玩具——一只红隼。不是店里买的，是她自己在监狱工厂学会用缝纫机之后，用零碎布料拼的。翅膀有点歪，眼睛的纽扣一大一小，怎么看都不像红隼，像一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鸟。

她看见他们从街角走过来。陈晏推着婴儿车，但车里是空的——陈念不在车里，她在陈晏的肩膀上。五岁半的小姑娘骑在爸爸脖子上，两只手揪着他的耳朵当方向盘，嘴里喊着“驾”。温乔走在旁边，肩上挎着一个帆布袋，袋子里露出半截儿童水壶的吸管。

温昭从银杏树下走出来。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冰面上。陈念最先看见她——从爸爸脖子上的高度望过去，一眼就看见了树下那个拎着塑料袋的女人。她揪着陈晏的耳朵往那边拧：“爸爸，那个阿姨是谁？”

温乔蹲下来，等陈念从陈晏肩上滑下来，帮她拍了拍裤子上蹭到的灰尘。“妈妈跟你说过的——妈妈有个姐姐，住得很远，很久没见了。她今天来看你。”陈念歪着头看温昭。看了很久。五岁半的审视不需要任何掩饰，她的目光从温昭的脸移到她手里的塑料袋，再移回她的脸。“你是我妈妈的姐姐？”温昭张了张嘴，没有声音发出来。她蹲下来，和陈念平视，把塑料袋递过去。陈念打开袋子，把那只红隼拎出来，举到阳光下看。“它好丑。”温昭笑了——第三种笑，没有酒窝，只有嘴角往上牵了一瞬，很快，很轻。“我自己做的。做得不好。”陈念把红隼翻过来，摸了摸翅膀上的缝线，把它抱在怀里。“没关系。我叫念念。”

银杏叶从枝头落下来，落在她们的头发上。温昭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温乔。温乔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不是便签，不是信，是一份正式的司法文件。页眉印着“假释监督协议补充条款”，正文很短，只有两条：第一条，假释人员温昭在假释期间不得接触任何与意识移植相关的实验设备；第二条，假释人员温昭必须每年向假释官提交一次居住证明。纸的最下方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间小房子，白墙蓝瓦，门口种着一棵矮松。

“我搬家了，”温昭说，“离你们七公里。公交四站路。”温乔把文件还给温昭，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疲惫的眼睛，那双学会了在熄灯之后对着上铺床板掉眼泪的眼睛，那双在假释听证会上说“我没有补充意见”的眼睛。“假释官知道你搬到这里吗？”“知道。他说离家属近有利于社会融入。”温乔把家属那两个字含在嘴里，没有咽下去，也没有吐出来。七年了，她从副本变成人，从人变成妻子，从妻子变成母亲。现在有人把她称作家属——不是陈晏的家属，是温昭的家属。她说好。

陈念抱着红隼在银杏叶堆里踩来踩去，金黄的叶子被她踢得飞起来，落了她满头。她回头喊：“妈妈！姐姐阿姨！你们快来看！这棵树比爸爸还高！”姐姐阿姨。温昭愣了一下。陈晏也愣了一下。温乔没有愣。她从帆布袋里掏出手机，蹲下来对着陈念拍了一张照片——和陈念四岁生日那张不一样，这一张没有歪的地平线。方远说过，拍多了就会好。

她把手机递给温昭。两个女人并肩站在银杏树下，一个穿着深灰开衫，一个穿着运动夹克，同时低头看屏幕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陈念正在仰头接落叶，嘴张着，缺了一颗门牙，笑得毫不设防。

温乔说这张可以洗出来。温昭说是的。她说那你洗两张。温昭转头看她。温乔没有转头，她继续看着屏幕上的陈念。“你的出租屋墙上不能还是空的。搬家第一件事是把照片贴在墙上——你以前教我的。不是对我，是对陈晏。你说墙上没有照片的房子不是家。”

温昭低下头。她当年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公寓里，刚搬进去，她用自己刚领的工资买了第一个相框，把他们的合照放进去，钉在玄关正对面的墙上。她把这些忘了。不是被监狱磨掉的——是在更早之前，在她决定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时候，就忘了。现在有人替她记着。

陈念跑回来，红隼的一只翅膀从怀里戳出来，她把它往里塞了塞，仰头问：“阿姨你要和我们一起吃饭吗？”温昭蹲下来，把念念领口上沾的银杏叶轻轻摘掉。“今天不了。阿姨下次带好吃的来。”念念认真想了两秒。“你会做糖醋排骨吗？”“不会。”“那你学。”温昭点头。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轻轻响了一下——克隆体的膝盖比她原来的更早开始退化，长期服用神经抑制剂的副作用，骨骼密度流失比正常人快。她还有时间学，但时间已经不再是无限的了。

她转身朝南门走去。走了十几步，听见身后陈念在喊：“姐姐阿姨再见！”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眼泪就会掉在那个塑料袋里——那只丑红隼已经不在袋子里了，袋子里只剩下一团揉皱的旧报纸。她站在银杏树下，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落在她的白发上，和陈念身上的光是一样的温度。然后她继续往前走，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银杏大道尽头。

那天夜里，陈念睡着之后，温乔坐在床边，把那管神经抑制剂从床头柜抽屉里拿了出来。她上次去茶室还给了温昭，但温昭走之前又放回了桌上，底下压了张纸条：“这是你的。不是锁，是证据。证明你不需要它。”她把针筒举到床头灯下，淡蓝色的液体还在安静地流动，保质期已经过了三年，但它还在发光。

陈晏洗完澡进来，擦着头发站在她身后。“你又拿出来看。”“最后一次。”她把针筒放回抽屉里，和温昭的来信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和婚礼上方远送的深蓝色领带放在一起，和陈念的胎发、出生手环、幼儿园第一张奖状放在一起。抽屉快满了。她说该换一个大一点的抽屉了。陈晏说好，明天去宜家。

一个月后，温乔收到了季澜寄来的包裹。包装是熟悉的旧报纸，封口胶带贴得不怎么直，地址写在便签纸上，字迹潦草但用力——季澜退休后在海边住了快八年，还是没学会用快递软件。包裹里是一瓶梅子酒，标签写着“第九年”，底下压了一封信。

信很短：

“第九年的梅子特别大。今年雨水刚刚好。我翻你以前签的那份意识覆写研究同意书，看到追踪周期那栏你填的是‘二十年’。现在还有十一年。我怕我活不到那么久，所以提前说：你是我见过最不像实验对象的实验对象。你不是数据，不是样本，不是结论。你是我唯一见过的——自己给自己写说明书的人。酒慢慢喝。明年还有。”

温乔把信折好，放进文件夹里。梅子酒放在厨房储物架上，和第八年、第七年、第六年的瓶子排成一排。她发现最早那瓶——婚礼上开的那瓶——还剩小半瓶，瓶口用保鲜膜封着，保鲜膜上缠着她当年多绕了半圈的绷带。她把瓶子拿下来，对着光看了看，酒液已经从浅琥珀色变成了深褐色。陈晏从背后走过来。“要喝吗？”“等念念十八岁。”

窗外那架塔吊早拆了。原址上种了一排银杏树，市政绿化，每棵都还细，用木棍撑着。陈念骑自行车从楼下经过，车把上挂着一只丑红隼，风吹得它在空中打转，线头散开，翅膀更歪了。

温乔站在窗前，双手撑着窗台，指节在阴天还是会胀。但七年了，她已经学会用温水泡手，不需要再缠绷带。她已经学会了很多事——炒蛋刚好，扎辫子留半圈，把刷子朝左放，在便签上写省略号，等一个人从银杏大道那头走过来。她曾经是副本，是弃子，是赝品，是错误，是问号。现在她是妻子，是母亲，是拳击教练，是方远的追踪对象，是季澜的长期观察样本，是霍铮的场上指导，是陈念的妈妈，是温昭的家属。她叫温乔。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的。

陈晏把一件外套披在她肩上。她转过身，把脸埋进他肩窝。他的肩膀还是那个温度，不冷不热，刚好是拥抱时最舒服的度数。

“我学会做糖醋排骨了，”她说，“下次带给温昭。”他嗯了一声。“咸吗？”她摇头。“刚好。”窗外银杏叶在风里翻飞，金黄一片，像无数只红隼同时展开了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