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年前,养父母以三万块的价格把我卖给了隔壁村的光棍。
那年我十五岁,初中刚毕业。养母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弟弟成绩好,让他继续上。我没争辩。我不是亲生的,从小就知道。村里人嚼舌根从不避着我,说我是捡来的野种,说养父母心善才给我一口饭吃。我信了。我以为那三万块是给我的嫁妆,到了光棍家才知道,那是卖身钱。
光棍姓刘,四十多岁,瘸了一条腿,住在村尾一间土坯房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去烧水,我要洗脚。”我在那间土坯房里待了七天。第八天凌晨,趁他喝醉酒睡死过去,我从窗户翻出去,光着脚跑了十几里山路,脚底磨得全是血泡。天亮时我拦了一辆去城里的货车。司机看我浑身是泥,问我是不是遇到坏人了。我说不是,我只是想活下去。
我在城里流浪了三个月。睡过天桥底下,翻过餐馆后门的剩菜桶,在工地搬过砖,在电子厂组装过零件。后来在服装批发市场找了份打包的活,老板娘心善,让我住在仓库角落的隔间里。那个隔间只有一张折叠床和一个塑料桶,但比土坯房干净。比那个我住了十五年的“家”也干净。
十年后,我成了这座城市最大的二房东。手里握着三百多套房的租赁权,从城中村的隔断间到高新区的精装公寓。我的公司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有一整层。员工叫我沈总。他们不知道沈总当年睡在天桥底下,被城管追着满街跑。他们只知道沈总很拼,谈判桌上寸土不让,收租时一分不能少。
这天下午,中介给我打电话,说城东一个老小区的房子到期了,房客想续租,但嫌租金涨了两百块,在店里闹。我说我过去看看。
我推开门。中介小刘站在门口,一脸为难。屋里坐着一对老夫妻,头发花白,穿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脚边放着几只编织袋。他们看见我,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养母的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两个字:“小鸢?”
养父没说话。他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他老了,老得我差点认不出来。
“沈总,您认识他们?”小刘在旁边小声问。
“认识。”我走到他们面前,低头看着他们,“十年前,他们是我爸妈。后来不是了。”
养母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她看起来想站起来,想拉我的手,想做所有久别重逢的亲人会做的事。但她没动。她大概想起了那三万块钱。
“小鸢,我们找了你很久。”她的声音沙哑,“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你们看到了,这栋楼的房子,有一半是我的。你们租的那间,也是我的。你们觉得贵了两百块的那间,是我的。”
她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扇了一巴掌。她大概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但她肯定没想过,重逢的时候,她的女儿是她的房东。
“你们引以为傲的海归博士弟弟呢?怎么没跟你们一起住?”
养母的嘴唇抖了抖,没说话。养父还是低着头。
小刘在旁边翻出租合同,小声说:“沈总,他们租房登记表上只有一个同住人,姓沈,叫沈耀宗。是你弟弟?”
“对。我弟弟。我养父母卖了供他读书的那个。”
“那他怎么不来交租?”
我转头看养母。“对啊。你儿子呢?他不是博士毕业了吗?他不是应该在大公司上班、买大房子、接你们去享福吗?”
养母眼眶红了。养父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很沉的、像石头压在水底的疲倦。
“耀宗在送外卖。”
“什么?”
“他博士没读完。读到第三年,导师的项目被砍了,奖学金没了。他在国外打工,刷盘子,送外卖。去年回国,找不到工作。现在在送外卖。”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我想过很多种报复的场景。想过他们穷困潦倒,想过他们后悔莫及,想过他们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但我没想过这个。没想过那个被他们用我的卖身钱供出来的天之骄子,最后也在送外卖。
“所以你们来找我。不是来认亲,是来求我降房租。”
养母的眼泪终于掉下来,顺着皱纹流进嘴角。她站起来,膝盖弯了一下,差点没站稳。然后她做了一件我这辈子从没想过她会做的事。她跪下了。
“小鸢,你恨我们,是我们活该。当年那三万块钱,还给你。我们不求你原谅,只求你别赶我们走。耀宗还在外面跑单,他回来总得有个地方住。”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老妇。十年前她把我送上光棍的拖拉机时,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站在村口,手里攥着那三万块钱,说“小鸢,你以后就是刘家的人了,好好过日子”。那年她头发还没白,背还没驼,打我的时候手劲很大。现在她跪在我面前,求我别赶她走。
“合同拿来。”
小刘把合同递给我。我翻到最后一页,在租金那一栏划掉原来的数字,写上一个新数字。然后把合同放在桌上。
“房租按十年前的水平收。每个月五百。一签三年,三年不涨价。但有个条件。”
养母抬起头,脸上挂着泪。
“告诉沈耀宗,以后他给我送外卖。不用叫姐。准时送达就行。”
养母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养父从椅子上站起来,佝偻着背,他走到我面前,手在口袋里摸索了很久,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红包很小,边角磨破了,里面只有一百块钱。
“这是你出嫁那天,爹给你准备的。没来得及给你。”
他把红包放在桌上,退回原处。那晚我没留在那套房子里,把合同签完就走了,开车回公司加班到很晚。那是我十年来第一次不知道回家该想什么。我以为报复会让我痛快。但它只是让我觉得,我花了十年恨了一对老人,而他们也花了十年,变成了老人。
第二章
沈耀宗第一次给我送外卖,是一个下雨的晚上。
那天我加班到很晚,点了份粥。外卖APP上显示骑手接单,骑手距离我三点二公里,骑手正在取餐,骑手已到楼下。门铃响,我打开门。他穿着黄色外卖服,头盔上全是雨水,护目镜起了雾。他把外卖袋递过来,低着头说“祝您用餐愉快”,声音沙哑,和十年前跟我抢最后一块红烧肉时判若两人。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
他停住。
“进来坐会儿。”
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摘下头盔。他的脸和记忆中不一样了。瘦了很多,颧骨突出,下巴上全是胡茬,眼窝凹陷。十年前他坐上去省城的火车时,脸还是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那时候养母说耀宗有福相,将来能当大官。现在他看起来比我还老。
他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外卖服上的雨水滴在地毯上,他抽了几张纸巾弯腰去擦。我说不用擦了,保洁明天会来。
“你妈跟你说了?”
“说了。她说你给降了房租。还说你让她别赶我们走。”他攥着手里的纸巾,攥成一团,“你不该降的。”
“为什么?”
“当年那三万块钱,是卖你的钱。我用那笔钱买了去省城的车票,买了高中的校服,买了三年的复习资料。后来出国,第一年的生活费也是那三万块里剩下的。你跑了之后,他们没去找你。他们觉得你跑了也好,你跑了就不用被那个光棍打了。”
他停了片刻。“但也没去找你。他们怕你回来要钱。我每次问他们你姐去哪了,他们就说你嫁人了。后来我不问了。”
窗外雨越下越大,打在落地窗上啪啪响。他攥纸巾的手一直在抖。他手上的冻疮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小时候他每年冬天都长冻疮,养母用辣椒水给他泡手。我说你手这样还送外卖,他说不送外卖还能干什么,博士没读完,回国找不到工作,投了几百份简历,没人要一个肄业的文学博士。
“你读的是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西方现代诗的。导师项目被砍之后,我试着转专业,转不过去。后来在餐馆刷盘子,刷了两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回国后送外卖,跑了一个月,这城市的路我还是没认全。你公司这栋写字楼,我跑了很多次,每次送到前台。前台不让上楼。今天你备注了‘送上楼’,我才上来。上来发现是你。”
我也沉默了。那串备注是我故意写的。前台没有不让骑手上楼,是我让前台放他上来的。我想看看他认出我之后什么反应。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低着头把外卖递给我,说祝您用餐愉快。
“你认不出我是谁吗?”我问。
“认得出。一开门就认出来了。比以前瘦了。以前你脸圆圆的。”
“你以前也是。”
他把手里攥成团的纸巾展开,又揉回去。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把头盔戴上。
“沈鸢,当年的事,对不起。我用了你的卖身钱。这辈子我还不了你。下辈子还。”
他走了。办公室门关上,雨声重新填满整个房间。窗外城市的灯火在雨幕里晕开,像谁把调色盘扣翻在黑色画布上。
第二天,我去养老院看了陈大娘。她是我在城里最早认识的人。当年我从土坯房逃出来,扒货车进城,在桥洞底下缩着时,她在旁边拾荒,把她捡的旧棉被分了我一半。后来我每年都去看她,后来她老了,走不动了,我送她进了养老院,每个月的费用我出。她逢人就说沈鸢是我孙女。护工告诉我,她的失智症在加重,已经开始认不清人,说话颠三倒四,每天早上都要问一遍“我在哪”。
今天她难得清醒。我坐在她床边,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喂她。她吃着吃着忽然说:“小鸢,你爹妈当年那事,我问过你爹。”我愣住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认识我养父母。“你爹以前来过城里。他来找你。他去你上过的初中,问你的学籍转去哪了。学校说你辍学了,他就蹲在校门口哭。我那时候在校门口捡瓶子,看见他了。后来他每年都来。有一次我在医院碰见他,你妈病了,他来城里拿药。我问他怎么不找你,他说没脸找。”
她颤巍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包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一个地址。那是我当年的出租屋地址。她说是你爹最后一次来城里时留下的,说万一哪天她碰到你,把这个给你。
“他让我告诉你,你弟弟出国的钱不是你的卖身钱。那个光棍没睡你,你弟说你翻窗跑了。那三万块钱,你爹后来拿回来了,挨了好几个耳光才退,拿回来之后一直在找你。你妈逼你爹来找,你弟也逼。他把地址给了我,说怕自己等不到找到你那天。”
她把塑料袋放在我手里。塑料袋很轻,信封上那个地址是错的,门牌号写错了。我从来没收到过。他照着那个错误的地址,来来回回找了很多遍。信封没封口,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存折,存折背面手写着一行字:小鸢出嫁,嫁妆钱。开户日期是十年前的夏天。金额三万。这笔钱他一直存着。他没花。
我拿着那张存折坐在养老院里,窗外阳光很亮,老人活动室里护工推着轮椅给老人们放老歌。陈大娘吃完苹果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我把存折翻过来,正面是发黄的银行印章,背面有取款记录。一次,全额取出,日期是他把红包给我的同一天。
那皱巴巴的一百块钱是他从这张存折里取出来的。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他怕等他死了红包还没送到。他把取完钱的空存折留给养老院里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大概也是想留一个念想。
第三章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沈耀宗的外卖轨迹。他用的是平台派单,路线不固定,但每天晚上最后一单,他都会绕到城东那个老小区。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等他。
便利店是那种老式的小卖部,门口堆着啤酒箱子和矿泉水,玻璃柜台上摆着棒棒糖和口香糖,收银台的收音机放着评书。我坐在店里的塑料凳上,透过玻璃门看外面的巷子口。
第四天晚上,他来了。黄色外卖服外面套了一件旧雨衣,电动车停在巷子口,他从保温箱里拿出三份盒饭,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哗响,他低着头往巷子深处走。我推门出去叫住他。
“沈耀宗。”
他停下来,转过头。他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沈鸢?”
“下班了没。”
“还有一单。”他把手里的三份盒饭拎起来给我看,“这栋楼两家,隔壁楼一家。送完就没了。”
“送完过来坐坐。便利店里有热水。”
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转身走进老旧的楼道里。半小时后他推开便利店的门,身上的雨衣已经脱了,外卖服领口一圈全是湿的。我给他泡了一杯热巧克力,他双手捧着杯子坐在对面,低头喝了一口。
“你今天送了多久?”
“早上六点开始,大概十六个小时。”
“膝盖疼吗?”
他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膝盖疼?”
“小时候你被狗追,摔在田埂上,两个膝盖全磕破了。后来每年阴天下雨你就喊膝盖疼。你说以后要住有电梯的房子。现在你的外卖单子八成都是爬楼梯。你每天爬上爬下,膝盖不疼就怪了。”
他看着杯子里旋转的热巧克力,声音很轻。“你还记得这些。”
“你妈说你博士没读完。是真的?”
“真的。读了三年。导师项目被砍,奖学金没了,剩下的学费我交不起。我试着转计算机,转不过去。后来在餐馆打工刷盘子,刷了两年。回国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想让家里知道,就说还在读。其实我人在国内,每天送外卖,骗他们说还在国外。”
“为什么骗他们?”
“他们为了供我出国,把你卖了。我如果告诉他们我混成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件很蠢的事。牺牲了女儿换儿子,结果儿子更废。他们撑不住。”
他把空杯子放在旁边。
“你以后怎么打算?”
“我的导师最近帮我联系了一所国内高校的访问学者名额。那边缺一个研究西方现代诗的助教,项目短期,但也许能留下来。”
“那你去了之后,他们怎么办?”
“谁?”
“你爸妈。”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我。“沈鸢,我这辈子欠你一笔债。还不清。但爸妈的房租,我会还。”
他说完推门走了。电动车消失在巷子口的夜色里。我坐在便利店里,看着桌上那只空杯子。
第三周,沈耀宗的外卖送得少了。后来从每天几单变成了几天一单。再后来,他的APP头像灰了。我打电话给养母,问她沈耀宗最近在干什么。她说他在家看书,说有个导师帮他找了份学校的工作,要去外地了,下周就走。
“小鸢,那次来家里时我跟你提过,你爸最近咳得厉害,去医院查了,没什么大事。我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想找个人说说话。”她顿了顿,“小鸢,娘就是跟你说一声,没别的意思。”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的窗前。窗外城市的夜幕缓缓降临,写字楼的灯光一格一格亮起来。
一周后,我找了个借口去了趟老房子。养父不在家,养母说去买菜了。养父的身体比上次见时更差,说话的时候总是气喘,但他坚持给我泡了杯茶,说这是他去年在阳台上自己种的茶叶。
他从桌上把那个皱巴巴的红包推过来。“小鸢,你拿着。爹没别的给你了。”
“不用。你留着买茶叶。”
“你拿着。买了新茶,给你寄。”
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时我刚开公司,在朋友圈发了张新办公室的照片,配文“有茶水间了,能泡茶了”。第二天收到一个快递,发件人不认识,里面是一罐茶叶。手炒的,叶片碎碎的,泡出来很苦。我不知道是谁寄的,喝了两年。后来搬家时把罐子丢了。再后来养母说,你爹每年开春都自己炒茶,炒完给你寄。寄了好多年。地址是错的,不知道你收没收到。我说收到了。我收到了。
我把红包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很小一个,薄薄一层。里面有一百块钱。但信封背面有一行字。是他的字迹,很老派的繁体楷书,用钢笔写的:“给鸢儿的嫁妆。”后面跟了一串日期。最早一行,是十年前。每年一行,每年一行,一共写了十行。每一年他都在这个红包里放一些钱。去年放的是这张一百块。前年那张五十是他省下的药钱。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每年加一张进去。
我攥着那个红包,指节抵在桌沿上。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过了很长时间,我说:“爹,茶收到了。很好喝。”他笑了。那是这十年里,我第一次叫他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