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布偶店开在城西一条连名字都时常被人记错的巷子里,门牌号是枇杷树斜对面。铺面不大,之前是个裁缝铺,裁缝师傅搬去女儿家之后空了快两年。温昭用假释期间攒下的全部积蓄付了半年租金,押一付三,剩的钱刚好够买一台二手锁边机。招牌是霍铮帮忙挂的。他带了电钻、水平仪和一副没有表情的脸,站在梯子上举着亚克力板,歪着头打量了半分钟。“左边高了。”温昭在下面喊。他把右边抬高了两毫米,然后从梯子上跳下来,膝盖落地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左膝的旧伤还在,但他已经学会在落地时把重心往右偏。“你还会开店,”他收好电钻,“方远知道吗?”“知道。他在明信片上画了个笑脸。”
这是方远寄来的明信片里唯一一张不是风景的。正面是一张手绘——画得很烂,一个圆圈加三根线代表笑脸,底下一行字:“终于不用再追你了。”温昭把明信片贴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用绷带固定。那是温乔上次带来的绷带,没用完,搁在拳馆储物柜里半年,边缘有点发黄。现在它们有了新的用途。
开业第一天没有顾客。温昭坐在收银台后面,面前摆着一排红隼——大大小小,整整齐齐,每一只的翅膀弧度都不同。她不再只做红隼了,架子上还有别的:大象、长颈鹿、一只歪耳朵的兔子,兔子耳朵里缝了一小块薰衣草干花,是季澜去年寄来的。她说熏衣草能安神。她自己不需要了,但觉得可能有人需要。
第一个顾客是陈念。她是被陈晏送来的,背着小书包,推门进来的时候门上的风铃响了。她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挑了一只和第一只一样丑的红隼。温昭说你已经有三只了。陈念说这只要送给幼儿园同学,同学家里养了一只真红隼,翅膀是灰的,这只的翅膀也是灰的。温昭低头看着那只红隼——她用灰色碎布拼的翅膀,和真红隼的羽色确实有几分像。她问同学叫什么名字。念念说叫小宇。她把这单免了。
念念趴在收银台上,用蜡笔在记账本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鸟。“姐姐阿姨,你为什么只做红隼不做别的?”温昭把缝纫机的线轴换了个颜色。“以前只做红隼。现在也做别的。你手上那只兔子就是别的。”念念低头看了看兔子耳朵里的薰衣草。“那兔子叫什么名字?”“还没取。”“叫小白。”温昭说好。她拿起记号笔,在兔子的左脚掌上写了两个字:小白。念念说不是写在脚上,是写在标签上,脚上写了洗不掉。温昭说那就洗不掉,洗不掉的名字才是真名字。
念念从收银台上滑下来,抱着兔子在店里转第二圈。她发现了那只被放在架子最高层的布偶——一只个头最大的红隼,翅膀完全展开,翼展比她的手臂还长,眼睛的纽扣是两颗不同颜色的,一颗深棕一颗浅灰,在灯光下像一对异色的瞳孔。“这只为什么和别的都不一样?”“因为它不是红隼。”温昭站起来,把它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念念手里。“它是隼,但不是红的。它叫‘第三种’。”念念把它翻过来,翅膀内侧缝了一行小字:“不是副本,不是原版。是第三种。”念念不认识这么多字,举着布偶跑回收银台让她念。她念了一遍。念念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布偶搂进怀里。“第三种阿姨。”
温昭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发现念念的逻辑自成一统——红隼是鸟,第三种也是鸟,鸟和阿姨都是可以喜欢的。她弯下腰,帮念念把布偶塞进书包,兔子和红隼挤在一起,书包鼓成一个小山包。陈晏的车在巷口等着,温乔坐在副驾驶上,从车窗里朝她点了点头。她没有下车,温昭也没有走过去。她们之间隔着半条巷子的距离,和一棵正在掉枇杷的树。
店开到第三个月,收支勉强打平。老邻居偶尔来买,社区中心的小姑娘们午休时来逛,霍铮每次带队比赛前会来挑一只布偶挂在装备包上。方远的明信片从南方寄来,这次不是笑脸,是一行字:“听说你开店了。我在查一起假药案,药店老板的柜台上放着一只红隼。他说是城西买的。你出名了。”她把明信片贴在收银台旁边,和第一张笑脸并排。两张明信片,两张邮票,银杏叶图案的已经用完了,新的一张是港口。方远每次贴的邮票都不一样,像是挑过的。
温昭每月去一次社区矫正办公室,在超市二楼,烤面包的味道还是不变。周矫正官问她开店有没有困难,她说最大的困难是不会用电子支付。小周从耳朵上取下笔,给她画了一张流程图:设置、扫码、绑定银行卡,一步一步,每个按钮都标了颜色。她把那张图贴在收银台上,顾客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手绘的二维码操作指南,画得比方远的笑脸好一点,但也没好多少。小周说你要是还弄不明白就叫我,我下班经过帮你弄。她说不用,她已经学会了。她现在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怎么用电子秤,怎么退换货,怎么和隔壁水果摊的大姐讲价,怎么在社区活动中心给老人上免费缝纫课。她花了四十年学会如何替换一个人的灵魂,现在在学如何缝一只兔子。她觉得后者更难。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温乔在店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她是来送拳馆的旧绷带的——霍铮说这些绷带太旧了不能比赛用,但还能缝东西。温昭把绷带收进缝纫机旁边的材料箱,给她倒了一杯凉白开,然后继续低头缝一只大象的左耳。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填满了整间店。
“我昨天去墓园看乔霜了。”温乔说。
温昭的缝纫机停了一拍,然后继续响。“她的碑还在老位置吗?”
“还在。旁边多了一块新碑,空的,没刻字。”温乔把水杯放在缝纫机旁边的线轴上,“霍铮买的。他说等他老了,要埋在乔霜旁边。不是夫妻合葬——他的原话是‘邻居’。活着的时候是邻居,死了也是。”
温昭把大象翻过来,开始缝右耳。她的手指比从前更稳了,但还是会在穿针的时候微微颤抖。“霍铮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带了一把刀。”
“我知道。”
“他把刀放在前台,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三个是:他知道杀了人之后应该去哪里自首。我当时觉得他会杀了我。结果他没有。”她把缝好的大象放在桌上,和那些红隼并排。大象是灰色的,用旧绷带缝的,耳朵内侧的布料比外侧浅一个色号——绷带用完了,她混了一小块温乔上次带来的新绷带,颜色还没褪均匀。“他后来再也没提过那件事。他每次来店里都买一只布偶,挂在装备包上。今年他已经买了七只。”
“他说你的布偶比他的对手扛揍。”温乔站起来走到货架前,拿起一只红隼翻过来看标签。标签上写着编号、日期和一行小字:“第九年。”她放下红隼,转过身看着温昭。“你还在给自己做追踪记录。”
“习惯了。在实验室里做了半辈子记录——实验对象、数据变化、异常反应。现在实验对象是我自己。我记录每天卖了多少只布偶、哪种颜色最好卖、什么时候手开始抖、抖了几秒。不是给假释官看。是给我自己看。”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温昭关掉缝纫机,店里忽然安静下来。她抬头看着温乔,眼睛里的疲惫还在,但和去年在茶室时不一样——那时的疲惫是一层壳,现在的疲惫是一层土,土下面有东西在长。“她每天六点起床,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鱼,她学会了刮鱼鳞、切豆腐、煮鲫鱼汤,她在社区中心教老人缝扣子,她做的布偶被方远在假药案现场发现——不是作为证据,是作为证物旁边一个完全无关的私人物品。她不恨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恨她。她是我这辈子最陌生的一个人。我每天在镜子里看到她,都觉得不认识。但我想继续认识她。”
温乔把那只红隼放回货架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收银台上。信封的边角有点磨损,那是她在拳馆储物柜里放了好几个月才决定拿来的东西。
“这是什么?”
“乔霜的死亡证明撤销通知书。方远当年给我的——原件。上面写着:原死亡证明登记有误,现予以撤销。这行字是你欠她的。我替她收了七年。现在给你。”
温昭拿起信封,没有打开,只是用拇指慢慢摩挲着牛皮纸上司法部的公章印痕。她在这行字下面签过字——当年在实验日志上写“保留#09”的是她;在事故报告上签“意外死亡”的是她;在乔霜档案上盖“自愿捐赠”的也是她。现在这行字回来了,从副本手里,从她亲手造出来的那个人手里。
她把信封贴在胸口,低下头。缝纫机的线轴轻轻晃了一下,阳光从橱窗里斜斜地打进来,把她鬓角的白发染成金色。
那天下午,季澜的包裹准时到了。梅子酒第十年,标签上的字比往年大了一号——季澜说她老花眼加深了,写字要放大才能看。信比往年更短:
“我明年就八十了。八十岁不能酿酒,手会抖。所以这瓶是最后一瓶。但你别难过——我教会了隔壁一个年轻人,她明年开始替我酿,配方一样,瓶子一样,标签上的字是她写的,比我好看。祝你生意兴隆。祝念念开学愉快。祝陈晏不要再改图纸了。祝霍铮膝盖不疼。祝方远别再遇见比温昭更聪明的罪犯。祝你自己。”
温昭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字迹特别大,是季澜用力握着笔写的:
“祝第三种。”
她把信放在收银台上,用笔在便签上写了四个字——“明年还有。”然后贴在信封上,放进收银台的抽屉里,和那些写满了编号和日期的红隼标签放在一起。窗外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那棵她借邻居梯子爬上去修剪过的树,今年结了果,黄澄澄的,压弯了枝头。隔壁水果摊大姐在外面喊:“温姐,你家枇杷熟了,摘不摘?”她站起来推开门。“摘。”巷子里飘着枇杷的甜香。她搬了梯子,把袖子卷到肘部,爬到一半停住了。她看见巷口陈念正朝这边跑,背着小书包,手里攥着一张卷起来的画纸。后面跟着陈晏和温乔,温乔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那是温昭留在她家的,今天洗干净还回来了。
陈念跑到枇杷树下仰头喊:“姐姐阿姨!我今天画了一只红隼!老师给了五颗星!”她把画纸举过头顶,在阳光下展开。画上的红隼翅膀还是歪的,尾巴还是和身体连成一片,像一个红色的影子,在天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