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布偶店开到第三年，温昭开始收学徒。

不是主动收的。是社区中心派来的——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姑娘，学服装设计，找不到工作，被就业辅导员塞到她店里，说这里缺人手。姑娘姓丁，单名一个“夏”字，报到那天穿着自己做的连衣裙，荷叶边缝得歪歪扭扭，但配色很大胆——翠绿配鹅黄，像一棵会走路的油菜花。

温昭看了看她的毕业作品集，翻到第三页就合上了。“你缝纫机踩得怎么样？”丁夏说在学校练过。温昭指了指靠窗那台旧机器，“踩一条直线给我看。”丁夏踩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线头还打了个结。温昭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说：“明天开始。早上八点。别迟到。”

第二天丁夏八点零二分到的，推门的时候风铃响了，温昭头也不抬：“你迟到了两分钟。”丁夏说公交车堵了。温昭说那就早两班车出门。她把一筐碎布料推到丁夏面前，“先学配色。红隼的翅膀用什么灰，胸脯用什么白，眼睛的纽扣怎么配——这些比缝直线重要。线歪了可以拆，颜色错了拆不了。”

一个月后，丁夏做出了第一只独立完成的红隼。翅膀弧度是对的，眼睛纽扣是一对，缝线只歪了一处。她举着那只红隼在店里转了一圈，想挂在最显眼的货架上。温昭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挂在了收银台正上方——那是店里最好的位置，之前放的是“第三种”那只异瞳隼。“那只‘第三种’呢？”丁夏问。温昭指了指橱窗：“挪到那边。它不需要灯光。它自己会发光。”

丁夏不太懂这句话，但她学会了不问。她在店里待了半年，学会了三件事：缝直线、配色、以及不要在温昭手抖的时候帮她穿针——温昭不喜欢别人帮她穿针，她说手抖是提醒她慢下来。丁夏问她，你以前也这么严格吗？温昭说以前更严格，以前的错会死人。丁夏没听懂，但她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了。她在店里放了一个笔记本，专门记温昭说的话——“线歪了可以拆，颜色错了拆不了”，“针脚密不一定好，均匀才好”，“红隼的尾巴比翅膀长半厘米，不是一厘米，是半厘米”。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第三种店规》。温昭发现了，没说对，也没说不对。她只是翻到第一页，在“店规”两个字上面加了一个“不”字，改成了《第三种不店规》。丁夏问什么意思。她说规矩是死的，布偶是活的。

又过了一个月，温昭给了她一把店门钥匙。两把钥匙挂在同一个钥匙圈上，一把铜色一把银色，铜的是温昭自己用的，银的是新配的。丁夏接过钥匙的时候哭了一小下。温昭递给她一张纸巾，说别把鼻涕蹭在布上。然后转身继续缝一只大象的左耳。

第十一年的梅子酒在秋天寄到。季澜没有食言——她教会了隔壁的年轻人，配方一样，瓶子一样，标签上的字迹换了：比以前更圆，更小，每个笔画都收得很小心，像是一个刚开始学写字的人在一笔一画地抄课文。信是季澜口述、邻居代笔的：

“温昭：这是我邻居小何酿的第一批。我尝了，比我最后一批酸一点，但回甘更久。她说酸是因为今年雨水少，梅子皮厚。我说不全是——每一年的梅子都不一样，酿酒的人也不一样。酸就酸，酸也是好喝的。我八十一了，腿不太好，但眼睛还行。小何把你店里照片给我看了，那只大象的耳朵缝得很好。祝第三年。祝丁夏不要迟到。祝念念语文考一百分。季澜口述，何小满代笔。”

温昭把信贴在收银台旁边，和方远那两张明信片并排。收银台后面的墙已经快贴满了——明信片、便签、念念画的歪红隼、丁夏的第一张合格证、一张霍铮和布偶的合影。照片上霍铮站在八角笼边，装备包上挂着一只灰色红隼，背景是省锦标赛的横幅。他去年拿了裁判年度评优，颁奖那天穿着方远送他的那件不皱的衬衫，袖口终于没有线头。

温昭在照片下面写了一行小字：“第九只。他说这只最扛揍。”

霍铮现在每周来店里一次。不是买布偶——他的装备包已经挂满了，再多一只就没地方放水壶。他是来送枇杷的。隔壁水果摊大姐说巷口那棵枇杷树今年是大年，果子结得太密，不摘会烂在枝上。霍铮就搬了梯子来摘，摘完分给整条巷子——水果摊大姐一袋，理发店老板一袋，社区中心小姑娘们一袋，温昭一袋，丁夏半袋。丁夏问为什么她是半袋。霍铮说她还在试用期，明年给整袋。丁夏说你这又不是店里规矩。霍铮说这是巷子规矩。

那天下午念念放学后来店里写作业。她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语文成绩还是不稳定，作文有时五颗星，有时两颗。温昭问她这次写的什么。她说是《我的家人》——“我写了我爸爸，我妈妈，我外公外婆。然后写了我有两个阿姨，一个在店里做布偶，一个叫乔霜，在天上飞。”温昭放下手里的线轴，问她老师怎么说。念念说老师问乔霜是谁，我说是一只红隼。老师说红隼不是人。我说红隼就是人。

温昭低下头，继续缝手里的布偶。那是一只新的红隼，比之前所有的都小，只有巴掌大，翅膀还没缝上去。念念趴在收银台上看她缝，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姐姐阿姨，我昨天梦到她了。”温昭的手指停了一拍。“梦到谁？”“乔霜阿姨。”念念把下巴搁在手臂上，脚在凳子下面晃来晃去。“她站在拳台上，穿着红色的比赛服，手上缠着绷带。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温昭没有问是什么话。她只是把针插在线轴上，转过身，看着念念。念念的眼睛在店里暖黄色的灯光下很亮——不是那种要哭的亮，也不是那种想到了什么的亮，是那种孩子独有的、分不清梦和现实的亮。

“她说：‘告诉你妈妈，我不恨她。’”

店里安静了很久。缝纫机的电源灯一闪一闪，冰箱压缩机嗡嗡地启动又停下，巷子里有人在喊狗的名字。丁夏在店后面整理库存，纸箱挪动的声音从半掩的储物间门里传出来，闷闷的，像远处有人在打沙袋。

“你告诉你妈妈了吗？”温昭的声音很轻。

“还没有。我想先告诉你。”

温昭把手从缝纫机上拿下来，放在念念的肩膀上。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药物副作用，不是肌肉疲劳，是某种从胸腔最深处涌上来的东西，沿着血管一路传到指尖，在那里变成了细碎的震颤。“下次梦到她，替我说一句话。”

“什么话？”

“说‘收到了’。”

念念从书包里翻出作文本，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三个字：收到了。字很大，占了一整行。然后她把作文本合上，塞回书包，从凳子上滑下来。“我回家写作业了。明天还要听写。”她走到门口，又跑回来，从货架上拿起那只还没缝完的小红隼。“这只是给我的吗？”温昭说还没做完。念念说没关系，她可以先给它取名字。她把它举到眼前，转了一圈。“叫‘收到了’。”

温昭愣了一秒，然后笑了——第二种笑，两边一样深，眼角细纹全部舒展开，像一片被阳光晒暖的水面。念念抱着那只没有翅膀的红隼推开店门，风铃响了。陈晏的车停在巷口，温乔摇下车窗，朝店里招了招手。温昭站在门口，目送那辆车拐出巷子，消失在枇杷树的枝叶后面。

丁夏从储物间出来，手里抱着一卷新到的填充棉。“老板，那只还没做完怎么就给她了？”温昭坐回缝纫机前，重新踩下踏板。“明天再做一只。那只已经是她的了。”

那天夜里，温昭一个人在店里坐到很晚。她把缝纫机关了，把货架上的布偶一只一只地摆正，把地上的碎布头扫干净，把丁夏丢在缝纫机旁边的线轴按颜色深浅重新排了一遍。她在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店里待了三年，这里曾经是一个裁缝铺，再往前是一个杂货铺，再往前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里现在叫“第三种”。门口那块手写的牌子被枇杷树的影子遮了一半，月光只能照亮后面两个字。

她站在店门口，抬头看着那棵枇杷树。她在监狱里读的那本植物学书里有专门一章写枇杷树——枇杷秋天开花，春天结果，是所有果树里最反季节的。她当时读到这里，在书页边缘用指甲画了一道痕。她想，一个在错误时间做正确事情的东西，这不就是我吗。

现在她不再想这个问题了。现在她每天六点起床，去菜市场买新鲜鲫鱼，路过水果摊时和隔壁大姐点头，八点开店，踩缝纫机踩到中午，吃自己带的午饭，下午教丁夏配色，傍晚收工，有时候去社区中心给老人上缝纫课，有时候去陈晏家送一只新做的小布偶。念念每次拿到布偶都会在标签上写名字，她写过的名字有：红隼一号、第二种、收到了，以及上个月那只兔子——她写的是“小白不白”。温昭问她为什么不白。她说兔子的耳朵是粉的，不是白的，所以不白。温昭没法反驳。

巷子里的路灯亮得晚，温昭借着枇杷树叶间漏下来的光掏出钥匙，锁上店门。钥匙圈上还是那两把钥匙，一把铜色一把银色，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她转身往出租屋走，路过水果摊时，看见摊主大姐把遮阳棚收了一半，正弯着腰捡地上滚落的枇杷。她蹲下来帮她捡。枇杷已经熟透了，皮一碰就破，汁水沾在她的指腹上，黏黏的，甜甜的。

“温姐，”水果摊大姐把枇杷装进塑料袋，扎了个结递给她，“你家念念今天在店里写的什么作文？”

“《我的家人》。”

“写得好不好？”

“写了一只红隼。”

水果摊大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红隼也是家人。”温昭接过那袋枇杷，拎在手里，塑料袋的提手勒进掌心，温热的果汁从破皮处渗出来，滴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她说对，红隼也是家人。然后她继续往前走。出租屋的灯亮着，门口的枇杷树下蹲着一只野猫，橘色，很瘦。她弯腰把一颗破了皮的枇杷放在它面前。它闻了闻，吃了。她站在树下看了它一会儿，然后开门进屋。灯亮了，那棵枇杷树还在风里轻轻摇。树上还有一些没摘完的果子，明天霍铮会上梯子来摘。他每次都摘得很干净，连最顶上那颗也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