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故土安在苍茫辽阔的大西北深处。

那是一处藏在沙漠腹地的小小村落，像是被老天爷随手丢在黄沙里的一粒沙，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村子四周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光秃秃的，连棵像样的树都难找，只有零星几丛骆驼刺倔强地扎在干裂的土地上，灰绿色的枝丫被风沙打磨得粗粝不堪，像老人手上的老茧。早年道路难行，进出一趟格外艰难，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被风沙埋了又挖，挖了又埋，像是大地自己在反复犹豫——要不要让人走出去。

一年四季风沙肆虐，大风过境时黄沙漫天飞舞，天地间一片昏黄。春天尤其凶猛。大风一来，整个天都变了颜色——不是黑，是黄，是那种混着土腥味的、呛得人睁不开眼的昏黄。沙粒打在脸上像细小的石子，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像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抓挠。屋里的土墙被风吹得扑簌簌地掉渣，娘赶紧拿块旧纸把窗户糊严实了，可那风像是长了眼，专门往缝里钻。夏天的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头顶，地面上的热气蒸腾起来，远处的沙丘看上去像在晃动、在扭曲，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烤化了。树上的蝉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意乱，可那声音传不出多远就被热风吞没了。秋天短暂得像一眨眼，还没来得及回味，冬天就裹着刺骨的寒风扑了过来。西北风呜呜地叫着，像狼嚎，刮得门窗框框直响，炕上的被子压得再实也挡不住那股寒气，冻得人缩成一团，牙齿咬得咯咯响。

最艰难的是水源匮乏。地下淡水稀缺珍贵，人畜饮用、田间灌溉全都要省之又省。一口井，全村人排着队打水，水桶碰水桶的声响从清晨一直延续到日落。女人们提着木桶，踩着沙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扁担压在肩膀上，勒出两道红印子。水打上来浑浊得很，要沉淀大半天才能用。有时候井水都快干了，打上来的只有半桶泥汤子，娘还是舍不得倒掉，过滤了再过滤，沉淀了再沉淀，一滴水都不能浪费。

干旱贫瘠，是这片故土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也是我从小到大最深刻的童年印记。

那片土地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风沙；什么都少，就是不少苦。可就是在这片苦得掉渣的土地上，我们一家人硬生生地扎下了根，活了下来。

自打我记事起，就经常吃不饱饭。

那种饿，不是城里人说的"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是真正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饿。胃像是被人攥住了，拧着劲儿地疼，疼得人直不起腰来。肚子里像是有只手在抓，抓得你心里发慌，抓得你看见什么都想往嘴里塞。晚上躺在炕上，饿得睡不着，听着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像是有人在肚子里敲鼓。

娘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本来有七个，听娘说还有个二姐。六零年挨饿的时候，娘吃树皮、啃草根，身子亏空得厉害，一点奶水都没有。二姐生下来没几天，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娘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什么，眼睛却红得厉害。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哭，可我好几次半夜醒来，看见娘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肩膀一抖一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娘的脸上，那张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可眼睛里的光还是亮的——那是当娘的人特有的光，再苦再难也灭不了。

我排老四，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一大家子人，张嘴就要吃，伸手就要穿。全家八张嘴，像八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可锅里能放的东西就那么多——一把米、一把野菜、几片干菜叶子，煮出来的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她总是最后一个吃，而且总是吃最少的那个。我们问娘为啥不吃，娘就说"我不饿，你们吃"。可我们都知道，娘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

那时候我不懂事，还跟哥哥抢过饭。有一次弟弟把我的那份糊糊多喝了一口，我气得推了他一把，弟弟哇地一声哭了，娘过来也没骂我，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碗里的又拨了一点给弟弟。我看着娘空荡荡的碗，心里突然酸得不行，可那时候小，说不出那种感觉，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

爹在公社上班。

所谓公社，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民公社，1958年到1980年初期农村"政社合一"的组织机构，1980年随着包产到户逐渐解体，变成了如今的乡镇政府。爹做文书会计工作，在我们当地算得上是个秀才了，写得一手好字，远近闻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立个字据、写封家书，都要请爹去写。爹的字方方正正，一笔一划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贴在墙上能让人看半天。

爹写字的时候特别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写完了还要端详半天，像是在欣赏一件了不起的作品。村里人都说，你爹那个字啊，比镇上干部写的都好看。爹听了只是笑笑，不说话，继续低头写他的字。

可爹还有个更出了名的身份——有名的孝子。

爷爷四十岁那年意外去世了，走得突然，什么都没留下。一场病，说没就没了，连句话都没来得及交代。奶奶带着四个姑妈、一个叔叔，叔叔比大姐才大了四岁。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我是后来才慢慢了解到的。

爷爷走后，两个十口人的大家庭，爹硬生生扛了起来。

那时候爹才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啊，放到现在还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呢，可爹那时候已经是两个大家庭的顶梁柱了。自己都还是个半大的年轻人，肩膀还没长宽呢，就已经要一边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不能让他们挨饿受冻；一边还得顾着自己的妻儿。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无奈之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就那么活活给饿死了。

爹从来不提这事儿，可娘提过。娘说那时候爹抱着那个小女儿，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天都快亮了也没进屋。后来那个孩子就没了，爹把她埋在了屋后的沙地里，连个坟头都没垒。再后来，爹就再也没在我们面前红过眼睛，好像把所有的泪都流干了，流在了那个没有坟头的小土包上。

娘说这话的时候从不哭，只是沉默，沉默得让人心里发慌。她的眼睛望着远处，像是在看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看。那种沉默比哭还让人难受，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那时候我们算是职工家庭，靠挣工分分粮食吃饭。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大姐比我大十岁，因为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们又小，上了个小学二年级就被逼着辍学了，才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个子还没灶台高呢，就一边帮娘照顾家里，一边去生产队上工。

大姐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成了正式劳力，跟上大人割麦子、打场，赶着驴车往田里拉粪，上草湾铲草，去山上扫石头，大人们干的活她样样都干。

夏天的麦田里，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地面上的热气一波一波地往上涌，踩在麦茬上烫脚。麦芒扎在胳膊上又痒又疼，红一片白一片的，像被猫挠了似的。大姐弯着腰一镰刀一镰刀地割，汗水顺着脸颊滴进土里，瞬间就被吸干了。她的后背晒得脱了皮，一层一层的，像蛇蜕皮一样，可她不喊疼，也不敢喊疼。她不喊累，也不敢喊累，因为多干一点就能多挣一个工分，多一个工分，年底就能多分一把粮食。

有一回割麦子，大姐中暑了，一头栽倒在麦田里。等人发现的时候，她脸晒得通红，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眼睛都睁不开了。娘赶紧跑过去，把大姐背回家，灌了一碗凉水，大姐才慢慢缓过来。缓过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而是问娘："明天还上工不？我那几个工分记上了没？"

娘听了，转过身去，偷偷抹了把眼泪。

就这样拼死拼活地干到了年底，会计一决算——我们家的工分还是亏欠的，几乎分不到什么粮食。劳力强壮的人家，年底分了粮食还有节余的钱，日子过得比我们宽裕多了。

我们家呢？年年亏，年年欠，像个填不满的坑。

大姐从来不抱怨，可我看见过她偷偷哭。有一次她蹲在院子角落里，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走过去叫她，她赶紧擦了把脸，冲我笑了笑说："没事，沙子迷了眼。"

所以娘就让我们去拾沙枣、挖野菜、摘酸胖来充饥。

沙枣树长在沙地里，果子小小的，皱巴巴的，颜色灰扑扑的，咬一口又酸又涩，可那时候在我们嘴里就是人间美味。一到秋天，沙枣熟了，我们几个小的就拎着篮子往沙地里跑，抢着捡地上掉的。运气好的时候能捡满一篮子，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有几颗，塞牙缝都不够。可不管多少，娘都会把它们洗干净，晾干了存起来，留着冬天当零嘴。

野菜就更多了，苦菜、灰灰菜、蒲公英、马齿苋，只要是能吃的，娘都让我们挖回来。每天吃的饭就是米糊糊调野菜，榛子汤煮干菜叶。

那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灰绿色的，上面飘着几片烂菜叶子，看着就让人倒胃口。野菜煮得发黑，嚼在嘴里又苦又涩，像是在嚼树皮。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那个饭了，每次端起碗，看着那灰绿色的糊糊，胃里就开始翻涌，可不吃又能怎么办呢？

二姐总是吃得最慢，小口小口地抿，像是在数着粒吃。两个弟弟倒是不挑，呼噜呼噜几口就喝完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娘的碗——可娘的碗里也没什么，她总是把自己那份再分给我们一点，自己就喝点汤水。有时候娘说她喝过了，可我们都看见她的碗底是空的，干干净净的，连个米粒都没剩。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才明白，那碗汤水就是娘的饭。

兄弟姐妹最高兴的事，就是傍晚盼着爹回家。

爹在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发给他的"刀把子"——那是白面做的馍，长条形的，白生生、胖乎乎的，散发着一股让人魂牵梦绕的麦香味儿。

那香味啊，隔着老远就能闻到。每次爹一进院门，我们几个小的就像闻到肉味的狗一样，呼啦一下全围上去了。爹总是笑着，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个"刀把子"，像是掏什么宝贝似的。他用手掰开，一块一块地分给我们，每掰一块都要看我们一眼，看我们接过去了，他才放心地掰下一块。

爹从来都舍不得自己吃。

大姐要劳动，娘给她分一半；哥哥是男孩子，给他分一半的一半；剩下的寥寥无几了，娘就分给二姐、我还有两个弟弟，每个人只有一小口。

那一小口啊——

香得呀。

含在嘴里不舍得咽下去，让它在舌头上慢慢化开，甜味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比后来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香。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块馍在嘴里一点一点融化的过程，每一秒都舍不得浪费。我把那点渣子都舔干净了，舌头在嘴里转了好几圈，生怕漏掉一点味儿。

哥哥吃得快，两三口就吞下去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你那口给我尝尝？"我赶紧把嘴里的馍咽了，冲他摇摇头。哥哥就叹口气，舔舔嘴唇，不说话了。

有一次爹带回来两个"刀把子"，我们高兴坏了，每人分到的比平时多了一点。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嘴里还残留着麦香味儿，觉得这日子也没那么苦了。

就这样，我们觉得已经很幸福了。

真的，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因为根本没尝过真正的甜。那一小口白面馍，就是我们全部的甜，全部的盼头，全部的年。

穿的就更不用说了。

我都好几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和鞋，光着脚丫子在沙地上跑，脚底板被烫得通红，踩到石头上硌得直咧嘴。冬天更难熬，脚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又红又肿，裂了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娘心疼，就把破布撕成条，给我缠在脚上，可那布条太薄了，挡不住寒气，该裂还是裂，该疼还是疼。

那时候做衣服的布，都是娘把棉花纺成线，再绕到梭子上当纬线。

织布机一头固定在墙上，一头拴在娘的腰上。娘用身体的张力来控制经线，梭子在中间来回穿过，"哐当、哐当"的声响从天亮响到天黑。那声音单调得很，可在我听来却像是一首歌，因为只要织布机在响，就说明娘在家，家就是安稳的。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那"哐当、哐当"的声音，娘还在织，一梭子一梭子的，不知疲倦。

就这样娘起早贪黑织出来的布，再染上颜色——有红色的，有黑色的——娘再裁剪好，用针线一针一针缝好，才能穿上身。

家里孩子多，大姐先穿新的，穿小了给二姐，二姐穿小了再给我。到我这儿的衣服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膝盖上一块，屁股上一块，袖口上再补一块，花花绿绿的，像是一块拼布。可只要有个衣服穿，就高兴得不得了了。过年的时候能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那简直比现在穿名牌还开心。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娘给我做了条新裤子。虽然是用旧布拼的，可那是我第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我穿上之后在院子里跑了好几圈，高兴得跟过年似的。结果跑太快，一脚踩在石头上，裤子"刺啦"一声裂开了一道大口子。我站在那儿，看着那道口子，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娘跑过来，没骂我，蹲下来拿针线就给我缝，一边缝一边说："没事，缝上了比原来还结实。"

后来那条裤子上多了一道长长的补丁，可我还是天天穿，穿到实在不能穿了才舍得脱下来。

记忆中娘就没睡过觉。

白天上工，晚上点个煤油灯做针线活儿，不是追绑纳底就是缝缝补补。那盏煤油灯豆大的火苗跳来跳去，把娘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映在土墙上晃来晃去，像一幅会动的画。娘的手指被针扎过无数次，指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眼儿，有的还结了痂。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两下，继续缝，好像那针扎的不是她的手。

半夜醒来起夜的时候，娘还在煤油灯下干活呢，。针线在布上一上一下，发出细微的"嘶嘶"声。那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是娘怕吵醒我们似的。我迷迷糊糊地看一眼，娘的背弓着，头低着，整个人缩在那豆大的灯光里，像是被光裹住了一样火苗。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脸被照得黄黄的，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眼角的皱纹里好像藏着好多好多的苦，可她的手一点都没停。

那时候小，不懂事，觉得娘怎么不累呀？现在想想，不是娘不累，是娘心疼我们，怕我们受冻挨饿，才拼死拼活地干。娘不是铁打的，娘是拿命在撑这个家。

记得一年四季就盼着过年。

因为过年了就能吃饱饭了，有新衣服穿了——其实也不是啥新衣服，是哥哥姐姐们穿破了的，娘给拆洗缝补过了的。可在我们眼里，那就是新衣服，穿上身转三个圈都不够。

祭灶完了，娘就在炭火上给我们烤年馍。用平底锅，上面扣个盖子可以放炭火，这样烧出来的馍馍上下火色一样，金黄金黄的，外皮脆脆的，咬一口咔嚓响，里面却是软软的、暖暖的。有白面馍，有黑面馍，还有黑面菜团。

白面馍我是很少吃到的。娘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留着让爹和大姐吃，偶尔给哥哥吃点。哥哥是男孩子，淘气，嘴巴馋，饭量大，总是吃不饱。他吃东西的样子像个小狼，三两口就吞下去了，吃完了还舔手指头，把十个手指头挨个舔一遍，好像还能尝出点味儿来。

娘把白面馍放在筛子里，用两根铁丝一头拴在房梁上，一头做个挂钩把筛子两边钩住，挂得老高老高的。我们是够不到的，只有娘搬个凳子踩上去才能拿到。那筛子在房梁上晃晃悠悠的，像是在故意逗我们。每次娘从上面拿下来一个白面馍，我们就在下面仰着脖子看，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有一次哥哥趁娘不在家，肚子饿得咕咕叫，想偷吃白面馍。他学着娘的样子踩个凳子上去，可他个头矮，够不着，又加了个小凳子放在上面。白面馍总算够着了，他的手都摸到馍了，可一紧张，怕娘突然回来，脚下没踩稳——小凳子"哐当"一声掉下去了，他也一个跟头摔了下来，碰得鼻青脸肿，胳膊上都流血了。

他趴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可也不敢哭——怕娘回来骂他。可最终还是被娘发现了，又狠狠揍了一顿，好些日子再也不敢偷白面馍吃了。后来哥哥跟我说起这事儿，还嘻嘻地笑，说那白面馍是真香啊，摔了都值。

我问他："疼不疼？"

他说："疼。可那馍是真香。"

说完他又舔了舔嘴唇，好像那股麦香味儿还在嘴里似的。

大年三十晚上，爹给我们煮的猪肉，每人分一小块吃，就算是"装仓"了。那猪肉切得薄薄的，每一片都透着光，放在嘴里还没来得及嚼就化了，油花花的，香得人想把舌头都吞下去。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能吃到麻腐饺子呢，我们是吃不到的。娘用白面擀些面条，煮熟了一人一碗汤面条，就已经很好了。

那时候没有电，更没有电视机，别说看春晚了，连个亮儿都没有。屋里黑黢黢的，只有灶膛里的火映着娘的脸，忽明忽暗的。吃完饭，和同院子的伙伴们黑灯瞎火地玩捉迷藏、看星星。冬天的夜空干净得不像话，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是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黑绒布上，亮闪闪的，伸手好像就能够着。银河横在天上，白茫茫的一条，像是谁用粉笔画了一道。北风呼呼地刮，冻得鼻涕直流，可谁也不愿意先回家。玩累了倒头就睡了，梦里都是白面馍的香味。

可娘整晚都没睡。

她给我们兄妹六个拆洗缝补大年初一穿的"新衣服"呢。大的改小了，破的缝上了，针脚密密匝匝的，比买的还结实。等到第二天天亮我们起床的时候，大炕上被窝里头，娘都把衣服做好焐热了。

姊妹六个，每个人都会有一身合适的衣裳穿。我们摸着那暖和的衣裳，高兴得在炕上又蹦又跳，互相比较谁的衣服更好看。二姐穿了件红底子碎花的，高兴得转了好几个圈；弟弟穿了件蓝布的，虽然大了点，但他不在乎，使劲儿拽着衣角，生怕掉了似的。

可爹和娘呢？

还是穿着洗得发白、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好几年了都没添置过新的。爹的中山服袖口都磨破了，娘的棉袄上全是补丁，可他们站在那儿看着我们笑，笑得那么开心，好像穿新衣服的是他们自己。

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可那双眼睛亮亮的，看着我们在炕上闹，嘴角一直翘着，怎么都压不下去。

无论多难，他们也要顽强地撑起这个清贫的家。

那个家虽然穷，虽然破，虽然风一吹就沙沙响，可那是我这辈子住过的最温暖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爹的旱烟味儿，有娘的煤油灯光，有大姐割麦子弯下的腰，有哥哥偷馍摔下来的笑，有二姐小口抿饭的认真，有弟弟舔手指头的馋样，还有我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去的那一小口白面馍。

那些苦，那些饿，那些冷，那些疼，如今回想起来，竟都变成了暖的。

因为那些苦里头，藏着一家人拼了命也要在一起的劲儿。那股劲儿，比什么都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