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我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那一年，二姐已经读三年级了，每天背着娘用碎布拼成的书包，走路一颠一颠地去学校，回来的时候脸上总带着笑，说今天老师教了新字，她会写"大"了。哥哥比我大两岁，打小就是个机灵鬼，脑袋瓜子转得比谁都快，可那聪明劲儿全用在了淘气上——上树掏鸟蛋，下渠摸鱼，偷人家地里的瓜，样样都少不了他。爹愁得不行，怕这小子再在家里疯下去，非惹出什么大祸来不可，干脆一咬牙，托了在我们小学当老师的姨娘（娘的姊妹），让哥哥六岁就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六岁啊，别的孩子还在院子里满地打滚呢，哥哥就已经坐在教室里了。更巧的是，姨娘正好教二姐那个班，哥哥跟二姐成了同班同学。一个六岁，一个九岁，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想想都觉得好笑。哥哥个子小，坐在最前排，腿都够不着地，可他一点也不在乎，上课的时候东张西望，下课了第一个冲出去疯跑，可哥哥虽然年纪小，贪玩，上课不专心听讲，但他打小就聪明记性好，考试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二姐高很多，老师都佩服他。
可我呢？
我一直等九岁了，还没踏进学校的门。
不是娘不想让我上，是实在没办法。家里六个孩子，两个弟弟还小，三弟比我小五岁，才四岁，正是满地跑、啥也不懂的年纪。娘每天天不亮就得出工，上工去了谁看弟弟？总不能把四岁的娃一个人扔在家里吧。所以娘的意思是，让我再等一年，等三弟再大一点，能自己玩了，我再去上学。这一年里，我就在家带弟弟，算是帮娘分担点。
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头憋屈得很。每次看见二姐背着书包从门口经过，我就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远了，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说不出的难受。我也想上学啊，我也想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我也想用铅笔在本子上写字。可我不敢跟娘说，因为我知道，家里实在是腾不出手来。
可我们学校的老师不答应，知道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就来家访了。
那天傍晚，娘正在院子里喂鸡，一个戴着眼镜的女老师推门进来了。她是我们学校的，姓周，说话斯斯文文的，可态度特别坚决。她站在娘面前，亲切地跟娘说："嫂子，娃都九岁了，再不上学就晚了。娃聪明着呢，你让她在家带弟弟，可惜了。上学又不是不回来，早点放学回来带弟弟不就行了？一天就那几个小时，误不了事。"
娘为难地搓着手，说："老师你不知道，家里实在是离不开……"
周老师不走，就站在那儿说，软磨硬泡。娘被磨得没办法了，叹了口气说："那就让她去吧，可得早点回来带弟弟。"
周老师一听，笑了，笑得眼睛都弯了，连声说："行行行，嫂子你放心，我跟娃说，让她一下课就跑回来。"
娘点了头的那一刻，我正好从屋里出来倒水，听见了。我端着水碗站在门口，手都在抖，水洒出来烫了脚都没感觉到。我想喊，可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就那么傻站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掉，也不知道是高兴的还是委屈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我要上学了！我要上学了！我在心里头一遍一遍地念叨，念叨了不知道多少遍，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我坐在教室里，手里拿着一根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娘就把我叫起来了。
她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件衣服——那是大姐穿过的红花布衫，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可娘仔细地用剪子裁了又裁，缝了又缝，改小了给我穿。我接过来往身上一套，虽然是旧衣服，可那红色在灰蒙蒙的屋子里亮得刺眼，像一团火。我对着水缸里的水面照了照，觉得自己好看极了。
裤子是蓝色的，大腿面上方方正正地缝着两个大补丁，也是大姐穿小了的裤子改的。那补丁的针脚密密匝匝的，一看就是娘的手艺。我穿上裤子，在院子里走了两圈，觉得自己跟二姐一样神气了。
娘看着我笑了，说："去吧，好好念书。"
我使劲点了点头，背着娘用碎布缝的书包，一路小跑着往学校去了。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风吹过来都是甜的。我觉得脚下的沙地都变软了，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路边的骆驼刺在风里晃来晃去，像是在跟我招手。我走得飞快，心里头装满了欢喜，觉得整个世界都亮堂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躺在炕上，怎么都舍不得脱那身衣服。最后娘说穿着睡会把新衣服褶皱，我才把红花布衫叠得整整齐齐的，压在枕头底下，生怕二姐半夜拿去穿了。娘催我睡觉，我就闭上眼睛，可手一直摁着那件衣服，摁了一整夜。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书念的人了。
可上学的路，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
西北的冬天，那才叫真正的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割得人生疼。冰天雪地的，浇过冬水的地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白花花的，一整个冬天都化不开。我们去学校，就得从那冰面上走。脚底下滑得很，一不留神就摔个四仰八叉，屁股摔得生疼，可也不敢哭，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
那时候没有闹钟，谁家都买不起。娘说，看星星就知道几点了——"三星直了"就该上学了。我不懂啥叫"三星直了"，娘就指着天上教我看。后来我慢慢学会了，天还黑着呢，只要看见那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竖在天边，就知道该出发了。
天还没亮，同院子的伙伴们就开始互相喊了。你喊他，他喊我，声音在清冷的空气里传得老远老远。大家缩着脖子，揣着手，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像是嘴里在冒烟。踩着冰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走，脚底下咔嚓咔嚓地响，冻得脚趾头都没了知觉。
有时候去早了，学校大门还没开。我们就站在门口，顶着寒风，带着困意，安安静静地等。风刮在脸上像砂纸在磨，手和脚都冻出了冻疮，通红通红的，肿得像小馒头。有的冻疮裂开了口子，黄水往外渗，疼得人直吸凉气，可也不敢挠，怕挠破了更疼。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大门才"吱呀"一声开了。我们呼啦一下全涌进去，像是被关了一夜的牲口终于放了栏。
教室里更冷。
可老师有办法。老师来了第一件事不是上课，而是蹲在教室角落里生炉子。她抱来一捆干柴禾，塞进那个用土坯垒起来的炉子里，划根火柴点着了。干柴禾噼里啪啦地响，烟雾一下子冒了出来，整个教室烟雾缭绕的，呛得人直咳嗽，可身上确实暖和了不少。
说是炉子，其实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中间搁个铁炉屉，底下掏个洞通风，上面能坐个水壶烧水。简陋得很，可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温暖。
桌子也是土坯砌的，两个人一张，桌面坑坑洼洼的，上面用小刀深深地刻了一条线——那是"三八线"，谁也不能越界。我跟同桌的胳膊肘稍微过了一点，他就拿铅笔戳我，我也戳回去，两个人在桌子底下较劲，谁也不让谁。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连铅笔和本子都没有。老师带我们去院子里，用"黑字棒"学识字。那黑字棒是啥呢？就是废旧手电筒里的电池，用砖头砸开，里面有两根黑色的碳棒，拿来当铅笔使。我们蹲在地上，用黑字棒在土院子里写字，一笔一划地写，写满了就用脚擦掉，擦平了再写。土院子被我们踩得光溜溜的，像打了一层蜡。
那个时候没有家庭作业，放学铃声一响——其实也没啥铃声，就是老师拍一下桌子——我们就像出笼的鸟，一溜烟往家跑。可跑回家不是玩，是干活。提上筐子，还得给猪羊铲草去。
每次铲草，我都叫上花花和小玲儿。
花花是李家大妈家的二女儿，比我大三个月。李家大妈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花花排行老二。李家大爹是生产队长，挣的工分多，他们家日子过得比我们宽裕不少。花花人好，心眼实，有了好吃的总偷偷给我留一点，有时候是半块馍，有时候是几颗沙枣，塞在我手里就跑，也不让我谢她。
小玲儿是许婶子家的二女儿。许婶子家有八个孩子——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小玲儿上面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许爸是泥水匠，手艺好，可土改的时候他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高。地主打倒以后，他们家在队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走路都低着头。他们家的孩子走到哪儿，别人都喊"地主娃子"，骂声跟着他们走。小玲儿从小就习惯了，不哭也不闹，就是话少，可对我好，有了好吃的也总忘不了给我留一份。
我和花花、小玲儿三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放学后提上筐子，三个人说说笑笑地往西面柴湾里去。那里草多，灰灰草、扯拉弯子、辣辣酱，都是猪爱吃的。我们弯着腰一把一把地扯，不一会儿筐子就满了，满得筐把上只能掏进去一只手。提着满满一筐草回家，娘肯定会表扬一番，说"行，没白去"。
那是我上学以后最快乐的时光。
可小孩子哪有不贪玩的呢。
有一回，放学后我们三个又去铲草了。那天天热，太阳晒得人直冒汗，小玲儿把筐子往地上一扔，说："咱们先玩一会儿再铲吧，太热了。"我和花花一听，立刻同意了。
三个人钻进了西面的沙沟沟里，那地方背阴，凉快。我们坐在沙地上，开始过家家。我当姨娘，花花当舅妈，小玲儿当客人。我们用手在沙地上挖了个锅台子，用湿沙捏了锅碗瓢盆，还捏了个风箱，学着娘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做饭"。
"姨娘，饭好了没有？"小玲儿喊。
"好了好了，快来吃！"我端着沙捏的碗，假装往她手里塞。
"不不不，舅妈先吃！"花花推让。
"你吃你吃，别客气！"
三个人你推我让，笑得前仰后合，可热闹了。玩着玩着，太阳就落山了。
橘红色的光铺在沙丘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一抬头，看见天边的云彩都变了颜色，心里"咯噔"一下——完了，筐子还是空的！
草一根都没铲，回去娘非打我不可。
花花和小玲儿也慌了，三个人大眼瞪小眼，谁也没主意。最后还是我想了个办法：找了几根小木棍，在筐子底下搭了个架子，上面胡乱铲了几把草，轻轻地铺在木棍上，从上面看下去，满满当当的，跟真的一样。
我提着筐子，心里扑通扑通地跳，跟做贼似的往家走。进了院门就喊："娘！草铲回来了！"
娘正在灶台前做饭，头也没回地问："铲满了没？"
"满了！你看！"我把筐子往娘面前一送，迅速让她扫了一眼，赶紧缩回来。
娘说："倒羊圈去。"
我如获大赦，提着筐子一溜烟跑到羊圈，把上面那层草"哗啦"一下倒进去，空筐子藏在草堆后面。饿疯了的羊冲过来，没几口就把那点草吃了个精光。
管他呢，反正草已经"倒"了。
我拍拍手，心安理得地回去吃饭了。
可饭刚吃了一半，羊圈里的羊叫个不停，咩咩咩地叫得人心烦。娘放下筷子，起身去了羊圈。
一会儿，娘回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我，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丫头，你给羊铲的草呢？放哪了？"
我不敢正眼看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倒……倒羊圈了。"
"羊圈啥也没有。"
我不说话了。
"羊吃掉了？"
我点了点头，不敢出声。
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今天就算了，放过你，不打你了。快吃饭吧。下次不许贪玩，不许骗娘了。"
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应了一声："知道了。"
正吃着呢，花花哭着跑来了，一边哭一边说她妈发现了筐子是空的，狠狠揍了她一顿，饭也不让吃。她抹着眼泪说："下次不敢贪玩了。"
我看着花花哭红的眼睛，心里又愧疚又庆幸，偷偷想：娘到底是娘，虽然识破了，可到底没打我。
说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家伙住在一个院子里，谁家的房门也不上锁。
不论白天出去还是晚上睡觉，门都是敞着的。不是不想锁，是没啥可锁的——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一捆柴禾、半袋粮食、几件破衣服，谁稀罕拿？所以门从来不关，谁家来了人，推门就进，连招呼都不用打。
可就是这不上锁的门，闹出了一桩让全院子人笑了好几年的大事。
那天晚上，我们都玩累了，各自回家睡觉。半夜里，我二弟起来起夜。那时候谁家孩子多，起夜也不出门，就在院子里空旷的地方解决了，完了回来接着睡。
二弟睡得迷迷糊糊的，尿完了往回走，也不知怎么的，走错了门——他没进自家的门，直接推门进了李家大妈家。
摸黑上了炕，倒头就睡了。
谁家都是一大家子人睡一个大炕，李家大妈家也不例外。他们家人也都睡得死死的，谁也没发现多了个人。二弟就那么安安稳稳地在人家炕上睡了一夜，睡得还挺香。
第二天一大早，娘叫我们起来去上学。
"老二呢？"娘喊。
没人应。
娘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她把我们一个个都叫醒了，挨个问："老二去哪了？"
我揉着眼睛说："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在呢。"
娘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她疯了似的跑出去找，院子里找了一圈，没有。沙地里找了一圈，没有。柴湾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有。娘的声音都变了调，喊着"老二——老二——"，声音在清冷的早晨传得老远。
邻居们都被惊动了，纷纷出来帮忙找。有人说是不是跑到外面沙地里去了，有人说是不是掉到井里了。娘听了，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就在这时候，李家大妈从屋里出来了，一边系扣子一边说："嫂子，你家老二是不是在我家炕上呢？我今早起来一摸，多了个人，吓我一跳。"
全院子的人都愣住了。
娘冲进李家大妈屋里一看——二弟正缩在被窝里睡得香呢，嘴里还吧唧吧唧的，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
娘又气又笑，一把把二弟揪起来，在屁股上拍了两巴掌："你个死怂！走错门了都不知道！吓死我了！"
二弟被打醒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娘，又看看周围一圈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揉着眼睛说："娘，我睡觉呢。"
全院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在院子里回荡了好半天。
这事儿后来成了我们院子里的笑谈，谁见了二弟都要问一句："昨晚睡谁家炕上了？"二弟也不恼，嘻嘻一笑，说："李家大妈家的炕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