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姓许，是我们四队的人。

说起许老师，那在我们整个学校都是出了名的。三十多岁的年纪，长得精精神神的，往讲台上一站，腰杆子挺得笔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利落劲儿。他常年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那蓝色洗了不知多少回了，可干干净净的，一点褶子都没有，穿在身上得体得很，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风纪扣——就是领口最上面那颗扣子——永远系得严严实实的，从来没有敞开过。哪怕是大夏天，热得人直冒汗，他那颗扣子也扣得死死的，好像那不是一颗扣子，而是他这个人的规矩和体面。

许老师为人和善，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不冲学生发火。他有一双慈祥而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头像是装了一盏灯，不管看谁，都让人觉得暖暖的。他看学生的时候，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爱，好像每个孩子在他眼里都是宝贝疙瘩。他脸上总也挂着笑意，那笑不是刻意挤出来的，是从心底里往外冒的，让人看了就觉得踏实。好像在他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天塌下来他也能笑着给你讲完那道应用题。

我最喜欢上他的课了。

许老师讲课有个特点——幽默风趣。别的老师讲数学，干巴巴的，听得人直犯困，可许老师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能冒出一句俏皮话来，把全班逗得哈哈大笑，笑完了再回头一看黑板，嘿，知识点全记住了。他讲的课易懂不乏味，再难的题到了他嘴里，都能变成一个故事、一个比方，听着听着就明白了。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都是拔尖的，谁都知道，那是许老师的功劳。

而我呢，在许老师的课上，那简直就是个"活宝"。

我个子矮，坐在最前排，腿都够不着地，可我一点也不觉得丢人。我性格活泼开朗，浑身上下像装了个弹簧，一刻也闲不住。我还有一副不服输的样子，不管干啥都要争第一，谁要是说我不行，我非跟他急不可。许老师安排我坐最前排，说是怕我个子矮看不见黑板，可他哪里知道，我坐前排不光是为了看黑板，更是为了抢答问题。

每每许老师提问题的时候，别的同学还在低着头想呢，我的手"唰"一下就举起来了，举得比谁都快，比谁都高。可我个子实在太矮了，坐在那里就露出一个脑袋，手举得再高，许老师也不一定看得见。于是我就站起来——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在他眼前左晃一下右晃一下，跟打旗语似的，生怕他注意不到我。

"许老师！许老师！我知道！我知道！"

许老师每次都被我逗笑了，笑着朝我点点头："行，你说。"

我就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声音又响又脆，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坐下的时候，还故意朝周围的同学瞟一眼，那意思分明在说："看见没？还是我最快。"

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好笑，傻傻的。可那时候不觉得傻，那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许老师的那一笑，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奖赏。

语文张老师，跟许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张老师二十多岁，沉稳而又热心，不爱多说话，可但凡你有了困难，他第一个冲上来帮你。他皮肤黝黑，那种在西北的太阳底下晒出来的黑，黑得发亮，可配上他那高高的个子，倒显得特别精神。他戴一副近视眼镜，镜片厚厚的，说是小时候落下的毛病。最让人注意的是他走路的样子——一条腿不太对劲，走路一瘸一拐的，右脚落地的时候总要顿一下，像是在跟地面较劲。

可就是这么一个走路都不太方便的人，骨子里却硬得很。他从来不在人前示弱，也从来不因为自己的腿就觉得低人一等。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腰杆子比谁都直，声音比谁都洪亮，那股子刚毅劲儿，让人打心底里佩服。

张老师很喜欢我。

原因很简单——我语文成绩好。那时候我认字快，理解能力强，作文写得尤其好，每次张老师念我的作文当范文，我心里头就美得冒泡。张老师对我很关心，不光是学习上，生活上也处处照顾我。谁要是欺负我了，他第一个站出来；谁要是说我不好了，他第一个不答应。

在我心里，张老师就像个大哥哥，虽然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可在我眼里，他比谁都高大。可就是这么一个疼我的张老师，有一回，我还误解了他。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傍晚，放学回家了，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小孩子的事，哪有什么原因呢，说打就打了。小玲儿和我在院子里闹起来了。

小玲儿你还记得吧？就是许婶子家的二女儿，话少，可对我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两个人就杠上了。她踢我一脚，我推她一把，她又推我一把，我刚抬起腿要踢她的时候，她一把把我的腿抬得高高的——

就那么一瞬间，我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我整个人往前栽了过去，一个"马趴"就摔倒在地上。额头不偏不倚，正好撞在了梯角线的棱角上。那梯角线是木头的，棱角硬得很，一下子就在我额头上划了一个口子——两三厘米长，深得很，那道印至今还在呢。

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顺着眉毛往下淌，流到眼睛里，眼前一片红。

我又疼又吓，坐在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的。小玲儿也吓坏了，脸都白了，撒腿就跑，赶忙去找哥哥姐姐们。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村医疗站，医生给我上了药，包扎好了，额头上裹了一圈白白的纱布。

回到家，我照了照镜子，额头上那个白纱布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我觉得羞得很，怕同学笑话，死活不肯去学校。

在家里躲了三四天。

第四天，张老师托人捎话说让我去学校上课。

我心里头又想去又不敢去，纠结了一上午。最后还是娘说："去吧，头上包着呢，谁也看不见。"

那天我鼓足了勇气，用娘的头巾把自己的头围得严严实实的，裹了一层又一层，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想着不让同学认出来。我低着头，缩着脖子，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学校走，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

不料刚走进校门，张老师就迎了上来。

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摞作业本，一看见我就笑了。他没有问我头上包的是什么，也没有在同学面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跟我来。"

他把我领到了办公室里。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年画。张老师让我坐下，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我对面，看着我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

"没事儿的。小孩子家碰碰磕磕，受点小伤，那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谁小时候没摔过？谁小时候没破过皮？你看我这条腿，不也是小时候摔的？可我现在不也站在这儿给你们上课吗？"

他说着，还拍了拍自己那条不太好的腿，笑了笑。

"这几天落下的课，我给你补上。你别怕，有我呢。"

我听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可我忍着没哭，使劲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每天放学后去老师办公室补课。

张老师像个大哥哥一样，耐心地给我讲解。他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拆开了讲，生怕我听不懂。遇到我弄不明白的地方，他不着急，也不发火，就换个法子再讲一遍，再不明白就再讲一遍，三番五次地给我讲，直到我彻底懂了为止。

有时候天都黑了，办公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昏黄昏黄的，照在张老师的脸上，他的眼镜片反着光，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认真。我坐在他对面，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他的声音和煤油灯偶尔发出的"噗噗"声。

坚持了一周，终于把我落下的课全部补回来了。

说实话，我心里头非常感激张老师。那种感激，不是嘴上说说的，是刻在骨头里的。很多年以后，我都还记得那盏煤油灯，记得他一瘸一拐给我倒水的背影，记得他拍着自己那条腿说"你看我不也好好的"时的那个笑。

可就是这么一个对我那么好的人，后来，我却误解了他。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里刮起了一股"改名风"。

好几个同学都改名字了，三个字的改成两个字的。张瑞琴改成了张英，许玉红改成了许燕，一个比一个好听，一个比一个洋气。就连我哥和两个弟弟都改成了两个字的名，说是叫着方便，写着也省事。

我当时觉得好奇，心里头也痒痒的。说实话，爹给起的名确实很难听——什么菊花啊，春花啊，梅花，桃花……满院子的花都让爹用遍了。两个姐姐还好些，叫艳华、玉华，听着还算顺耳。可爹给我起的那个名，太难听了，又俗气，叫出去都觉得脸上挂不住。

我也想改名。

我去找了张老师，说："老师，你给我取个名字吧。"

张老师想了想，说："行，明天给你。"

第二天，张老师把名字取好了，写在我的作业本上。

我满怀期待地翻开一看——

静。‌

就一个字，安安静静的"静"。

我一下子就火了。

我这个小心眼儿，当时就认定了张老师是在讽刺挖苦我。你想啊，我性格活泼，好动，上课抢着举手，下课满院子疯跑，他给我取个"静"字，这不是明摆着让我安静一下吗？这不是说我太闹腾了吗？

我觉得好委屈。

我哭了很久，坐在院子里哭，越想越觉得张老师不理解我，越想越觉得他看不起我。哭完了还是没想通，一气之下，把作业本上写着名字的那一页"嘶啦"一声撕掉了。

我不喜欢他取的这个名字。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改名字的事了。对张老师，也有了看法，上课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看见他也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懂事了，回想起这件事，突然就笑了。

笑自己幼稚，笑自己单纯，笑自己竟然枉费了张老师的一片好意。

"静"——那哪里是讽刺啊？那是张老师对我最深的期望。他希望我能静下心来，把书念好，把路走正。他是在用一个字，给我指一条路啊。

可我那时候不懂，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委屈，没看到他的良苦用心。

我觉得挺对不起张老师的。真的挺对不起的。

张老师是一个多有才华的人啊。他语文教得好，作文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他那条腿虽然不好，可他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过。他用一盏煤油灯，给我补了一周的课；他用一个"静"字，想给我指一条路。

这样的老师，我这辈子能遇到几个呢？

说完了老师，再说说我的"老对手"。

我们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的，我和我们队上的男生姜文是一个班。姜文这人，脑子聪明得很，学习跟我不差上下，每次考试不是他第一名就是我第一名，俩人你追我赶，谁也不让谁。

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是我最紧张也最兴奋的时候。要是我考了第一，我就昂着头从姜文面前走过去，故意不看他；要是他考了第一，他也昂着头从我面前走过去，故意不看我。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可谁也离不开谁——没了对方，第一名拿着都不痛快。

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姜文担任班里的大队长，袖章上是三道杠的，红得耀眼。我是中队长，袖章上虽说是两道杠的，可比起一般同学，那也神气得很。我把那两道杠的袖章擦了又擦，亮了又亮，走路的时候胳膊都不自觉地抬高几分。

姜文看见了，撇撇嘴说："两道杠也好意思擦？"

我白了他一眼："两道杠怎么了？两道杠也是杠！"

他笑了，我也笑了。

大姐自己没有条件上学，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所以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学习成绩好，大姐比谁都骄傲，比谁都自豪。每次我考了好成绩回家，大姐都高兴得不行，拉着我的手转圈圈，逢人就说："我妹考了第一名！"那语气，比她自己考了第一名还激动。

大姐每天早上给我梳头发，变着花样地梳不一样的小辫子。今天梳两个羊角辫，明天梳一条麻花辫，后天又给我扎两个小丸子。她想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我在学校里也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可无奈我天生头型长得不好看，脑袋瓜有点扁，再怎么打扮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大姐有时候梳着梳着就叹口气，说："你这头型，随了谁了呢？"

我就笑嘻嘻地说："随了爹呗。"

大姐就笑着拍我一下："去去去，快上学去。"

虽然头型不好看，可大姐给我梳的每一根辫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大姐没能上学的梦，一根一根地编进了我的头发里。

学校让我们各个班级都要排练节目，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上台表演。

我们班也组织了好些节目：有快板，打得"啪啪"响；有独唱，唱得人眼泪汪汪的；有舞蹈，跳得花里胡哨的；还有大合唱，唱得整个操场都在震。

我没有什么强项，被排进了舞蹈队里。可无论老师怎么教我，我都不会跳舞。手脚不协调，动作笨拙得像只企鹅，天生舞盲，不开窍。老师教了三遍我还是跟不上，急得老师直跺脚，最后只好把我换下来，让我在六一儿童节那天读发言稿。

那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难不倒我的。

六一那天，阳光特别好，操场上彩旗飘飘的，全校的人都坐在台下。我穿着大姐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发言稿，深吸了一口气。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我的声音又洪亮又清脆，吐字清晰，说话流畅，一个字都不带磕巴的。台下安安静静的，所有人都在听我说话。等我念完了最后一个字，台下"哗"的一声，掌声雷动。

我站在台上，看见大姐在人群里拼命地给我竖大拇指，眼睛里亮闪闪的，不知道是阳光照的还是眼泪映的。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不是因为我读得有多好，是因为大姐在看着我。她没能站在那个台上，可她的梦，我替她站上去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年的日子虽然苦，可苦里头有甜。

甜是什么呢？是第一天上学时那件红花布衫的亮色，是冬天冰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是土教室里烟雾缭绕的温暖，是黑字棒在地上写出的第一个"人"字，是花花偷偷塞给我的半块馍，是小玲儿总给我留的那口吃的，是沙沟沟里过家家时的笑闹声，是二弟走错门后全院子的哄堂大笑。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穷得叮当响却笑得没心没肺的日子，就像沙地上的脚印，风一吹就没了。可它们刻在我心里头，怎么吹都吹不掉。

因为那就是我的童年啊——穷，可是热热闹闹的；苦，可是有滋有味的。

有娘在，有爹在，有哥哥姐姐弟弟在，有许老师在，有张老师在，有花花小玲儿在，那个不上锁门的院子里，就是我这辈子最富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