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四这一辈子，只信两样东西：钱和关系。钱能开路，关系能铺路。有了这两样，再难走的路都能走得通。

但这一次，两样都不太管用了。

而且，屋漏又逢连夜雨。阿超也出事了。郑老四电话知道这事的时候，人正在去县城的路上。他本来是要去找刘天明副局长，替郑辉的事探探路。

现在好了，一件事还没着落，另一件事又砸到了头上。

于是他又折去了一趟砂石厂。

他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坐了一会儿。车窗外面是一片荒坡，坡上长满了矮矮的灌木，风一吹，那些灌木就齐刷刷地倒向一边，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从它们身上碾过去。

老廖正蹲在工棚门口抽烟，看见郑老四的车，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其他几个工人也在，一个个灰头土脸的，看见他来，都站直了，谁也不先开口。

“炸药呢？”

“收走了。”老廖说。

“阿超呢？”

“送县局了。昨晚就送走了。”

郑老四走进工棚。工棚里乱糟糟的，几张铁床上堆着脏兮兮的被褥，墙角堆着几箱泡面和半袋洋芋。炉子上架着一口黑锅，锅里剩着半锅冷透了的面条，坨成一团。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汗臭，还有一股子若有若无的硫磺味。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简陋的物件，最后落在靠里那张铁床底下。床底下空空的，只剩下几件旧衣服，揉成一团，沾满了泥灰。床头还放着一个苹果，已经烂了，表皮皱缩，颜色发暗，像一只闭上了很久的眼睛。

老廖跟进来，站在他身后，手里的烟忘了抽，烟灰积了长长一截，自己断了。

“他最近是不是还在赌？”郑老四问。

老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但我看他那几天脸色不太对。”

“他炒炸药的时候，你们不知道？”

没人回答。

“知不知道？”

“知道一点。”老廖终于开口，低着头，“他让我们别说出去。”

郑老四没有追问。他走出工棚，站在那片凹凸不平的空地上，看着远处那座已经被炸得豁了一半的山。打沙机还在突突地响着，工人们顶着满头的白灰，正把青石块一块一块地喂进机器的嘴巴。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热辣辣地晒着，空气里的石粉被阳光照得白茫茫一片，像是下了一场不会停的雪。

他掏出手机，拨了刘天明的号码。刘天明是县局的老人了，跟他打过不少交道。郑老四以前手里那几口小煤窑，逢年过节少不了要往刘天明那里送点东西。刘天明也够意思，每次上面有检查，都会提前给他打个招呼。这份交情，是十几年一点一滴攒下来的。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挂了，又打。第三次，终于接了。

“老郑，我就知道你会找我。”刘天明的声音很低，像是在会议室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说话不方便。

“刘局，阿超的事——”

“你先别急，”刘天明打断了他，压低嗓音，“现在说话不方便。晚点我打给你。”

电话挂断了。郑老四捏着手机，指节慢慢收紧。晚点打给你。这句话他听了太多次了。以前煤窑出事的时候，人家跟他说“晚点打给你”，那是真的会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晚点打给你”，多半就是不会再打的意思。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

从沙厂回来，他又去了一趟派出所。赵兴国不在。值班的小民警说，赵所去县里开会了。郑老四在派出所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块已经被风吹日晒褪了色的门牌，然后转身上了车，往县里开。

到了县局，刘天明的办公室锁着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民警，有的认识他，点个头就匆匆过去了；有的不认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有个年轻的民警从他身旁经过，手臂夹着一摞文件，走得很急，鞋跟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郑老四站在走廊里，靠墙，把路让出来。以前他来这里，都是直接进领导办公室，有人泡茶，有人递烟。现在他站在走廊里，像任何一个来办事的老百姓，等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束阳光，照在墙上那排红字标语上：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他把目光从标语上移开，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未接来电。

他在走廊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是一个年轻的女民警看他等了太久，主动过来问他找谁。

“刘天明，刘副局长。”

“刘局今天有个会，可能要开到晚上。您要不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郑老四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出县局大门。他上了车，没有发动。他就那样坐着，坐了很久。

手机终于响了。是刘天明。

“老郑，你那个侄子的事，我帮你问过了。”刘天明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像是在一个不能说话的地方偷偷打的这个电话，“这回不好办。金家杰亲自过问了，说黑土河的私制炸药问题必须严查。你那个侄子，正好撞在枪口上。”

“能不能想办法？”

“现在不行。等这阵风头过去，我再帮你想办法。判了以后再说。”

判了以后再说。郑老四听懂了。不是在判之前运作，是在判之后运作。一个是在刑期上做文章，一个是在服刑上做文章。一个是改结果，一个是减代价。刘天明能做到的，只能是这样。

他挂了电话，抬头看了一眼县局大楼。那是一栋五层的水泥建筑，外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在午后的阳光里反射着刺眼的光。窗台上摆着一排花盆，盆里的花已经晒蔫了，叶子耷拉着，像一排垂头丧气的俘虏。

回黑土河的路上，他又拨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刘国良的。刘国良已经不是宁城县公安局局长了，调去了市里。官更大，路子更宽，但也更难请得动。

电话接通了。

“刘常委，是我，郑老四。”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短促的叹息。那声叹息很轻，但郑老四听得清清楚楚。

“老郑，你那个侄子的事，我听说了。”刘国良说。这一次郑老四打电话给他，他不是为郑辉，是为阿超。“但是现在这个形势，谁也不好插手。你也知道，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上面盯得紧，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我劝你一句——这个事，你先放一放。等判了以后，再想办法走动。现在硬来，只会适得其反。”

连刘国良都这么说。那就意味着，眼下真的没有路了。

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晚高峰，路上的车流缓慢移动，车灯连成一条蜿蜒的光河。他跟着车流缓缓前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那时候他还不叫四爷，叫郑屠。他第一次撞上飞车帮的人，被堵在一座桥上。对方有十几个人，他只有一个人。他拎着那把杀猪刀，站在桥头，一步都没退。后来他赢了。那时候他以为只要手里的刀够快，这世上就没有砍不开的路。现在他知道，有些路不是砍不开，而是根本就没有路。

他回到家的时候，周婷婷正在收拾屋子。她看见他的脸色，没有说话，只是去厨房热了一碗汤，放在桌上。汤是中午熬的排骨汤，已经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油花凝在汤面上，结成一层薄薄的膜。

“阿超的事，二姐知道了没有？”

“还没有。”周婷婷说，“我没敢跟她说。”

“明天她肯定会知道。你今晚给她打个电话。”郑老四坐在沙发上，端起那碗汤，喝了一口。汤很烫，烫得他皱了一下眉。“就说——就说我在想办法。让她别急。”他停了停，又说，“郑辉的事，也别让二哥二嫂知道。能瞒一天是一天。”

“瞒不住的。”周婷婷说。

“瞒不住也得瞒。至少今晚，让他们睡个安生觉。”

周婷婷在他身边坐下来。窗外已经完全黑了。院子里那盏路灯亮着，惨白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割出一道细细的亮线。两个人就这样坐着，谁也没有再说话。

夜里，郑老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暗中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吊灯是周婷婷去年换的新灯，灯罩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那道裂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不知道。但他此刻盯着它，忽然想有些东西，裂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你可以假装看不见那道裂纹，但它始终在那里，在某个你无法触及的地方，提醒你，一切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

他起身走到客厅，没有开灯，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客厅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声音。那声音在黑暗里被放大了无数倍，一下，一下，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在反复敲着同一扇门。

他又想起了郑辉，想起了郑辉说“你怕了”时那副不以为然的神情。那时候他觉得郑辉不懂事。现在他发现，他自己也有不懂事的时候。他也以为只要把钱塞够了，关系打点到位了，就没有摆不平的事。他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一种本能。可是，时代不一样了。

他又想起孙越。孙越欠他的钱，但他现在联系不上孙越。那家伙去年因为煤矿事故跑了，不知道躲在哪里。他想，如果孙越在，或许还能帮上些忙。孙越没别的本事，但孙越敢拼命。在某些时候，敢拼命也是一种本钱。但他也知道，孙越这种人，用好了是一把刀，用不好就是一颗雷。

刀能砍人，雷能炸自己。

凌晨三点多，郑老四终于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座桥上，桥下的河水是黑色的，流得很急，发出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他手里握着那把刀，刀很沉，沉得他的手腕在发抖。桥的另一头站着郑辉，穿着那件他常穿的皮夹克，背对着他，正在往更深的黑暗里走去。他想喊，但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喊也喊不出声。他只能看着郑辉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彻底消失在黑暗里。然后他低头看着手里的刀，发现刀刃上的缺口比平时更多了，密密麻麻，像老人嘴里松动的牙齿。

他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麻雀的叫声，短促而零碎，像是有人在反复撕着同一张纸。他坐起身，发现那根烟早就燃尽了，烟灰落在茶几上，灰白的一小撮，像某种无声的告别。有那么片刻光景，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了李曼。郑辉出了这样的事，真进去了，少说恐怕也是个十年八年，李曼的人，还留得住留不住，实在不好说。

然后他听到有人敲门。

郑老四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着的人，是周芸。她身后跟着黎远周。周芸的眼眶是红的，头发有些乱，衣服的扣子扣错了一颗。她出门的时候一定很急。黎远周站在她身后半尺的地方，沉默着，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眼神是紧的，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

“他小姨爹，”周芸开口了，声音带着一种压抑到极点的颤抖，“阿超的事，你得帮我们。我跟你姐夫，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进去了，我们这个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