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时候，每次喝醉了他就会从公寓出来，沿着泰晤士河往东走，走到一个能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长椅上坐下来，发半天呆，然后自己走回去。
有一次室友问他：“去哪了？”
“散步。”
“你知道你走了多远吗？”
他低头看手机地图——单程将近六公里。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走什么。
后来他知道了。
他走的那条路线，如果放在A市，就是从褚家后山到A大文科楼的距离。
回国之后，这个毛病没改。
应酬喝多了，司机送他回公寓，他在后座上闭着眼睛不说话，司机以为他睡着了，但他忽然开口报地址。
不是他自己的公寓地址，是A大教师公寓的地址。
司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愣了一下，说：“褚总您的公寓不在那边。”
他说：“我知道，开你的。”司机不敢再多问，方向盘一转就往A大方向去了。
车停在教师公寓楼下，他让司机等着，自己下车走到单元门口站着。
不按门铃，不上去，就站在门口看一会儿，然后转身回来上车，说：“回家。”
司机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他，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第一次是回国第二周。
第二次是第三周。
后来变成每次喝多了都往棠洐那儿跑。
最离谱的一次是半夜一点多，暴雨，他一个人站在棠洐楼下淋着雨，西装湿透了，领带歪到一边，仰着头看着三楼那扇黑着灯的窗户。
司机撑着伞跑过来要给他打伞，他摆了摆手，站了一会儿，转身回车上，说：“走吧。”
那扇窗户自始至终没有亮过灯，棠洐那天在出差，不在家。
这些事情褚野清醒的时候一个字都不提。
但成海内部的高管都知道小褚总有个癖好——喝多了不回家，要去A大转一圈。
有人私下议论过，被褚野的助理听到了，助理只说了一句话——“管好你自己的事。”就没有人再提了。
而棠洐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褚野来找过他一次，没谈好，走了。
之后一个多月，褚野没有再出现过，林若菀也没有再来找过他。
日子恢复了之前的节奏——上课，带研究生，去沈恪铭家吃饭，改论文，失眠，玄关的灯换了之后倒是没再坏过，但厨房水槽里的碗还是偶尔会堆两天。
他的脾气确实越来越不好了，学生们最近在私下里传——“棠老板最近更年期”。
“………”棠洐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但他懒得计较。
研究生们最怕他，论文初稿交上去，他翻一遍，红笔圈出来的地方比学生自己写的还多，批注措辞毫不留情。
有个研二的学生把文献综述写得一团糟，他把人叫到办公室，把论文往桌上一拍，说：“你是不是觉得研究生就是本科的延续，混个文凭就完了？你要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可以退学，别浪费我的时间。”
有些话棠洐听不到，但沈恪铭听到了——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隔壁桌坐了棠洐的学生，两个女生在讨论“棠老板最近气压太低了好恐怖。”
另一个说：“好像是因为他以前的学生回来了又不见他。”沈恪铭吃完饭后给棠洐打了个电话。
“你最近是不是又拿学生撒气了？”
棠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没有，该训的训，该夸的夸，正常教学。”
“你师母说这个周末让你来吃饭，她做了腌笃鲜。”
“……好。”
“褚家那个呢？又没动静了？”
“不知道。”棠洐的语气硬邦邦的，“他爱来来爱走走，三十岁的人了还要我去请？”
沈恪铭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
这个叹气的语调棠洐很熟悉——和当年他在学术会议上怼完老教授之后沈恪铭叹的那口气一模一样。
“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学术会议上怼老教授，我打了你八十下，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替你扛了你的前程，换了你的清白，谁更蠢？”
棠洐挂了电话。
他知道沈恪铭说得对，但他不想承认。
他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去，又拿起来，翻到通讯录里“褚野”那个名字——还是三年前那个号码，他知道打不通，但还是点进去了。
屏幕上的光标在拨号键上方停了好一会儿，他按灭了屏幕，把手机扔到沙发另一头，起身去厨房洗碗。
水龙头开到最大，盘子上的油渍被热水冲得干干净净。
他洗了四个盘子三个碗，擦干了码进碗柜里，然后站在厨房里环顾了一圈——灶台擦过了，调料瓶摆齐了，垃圾袋换了新的。
一切都井井有条，和他来褚家之前那间出租屋一样，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把日子过得一丝不乱。
但这种一丝不乱让他烦躁。
他把抹布往水池里一摔，骂了句脏话。
手机响了。
是褚野，那个三年前就注定打不通的电话。
不是微信，是电话，棠洐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等了三声，接起来。
对面不是褚野的声音，是褚野的助理。
助理的声音很慌张：“小褚总喝多了，车开到一半忽然抢方向盘，非要去A大教师公寓。现在人在楼下，怎么劝都不肯走，能不能麻烦您下来一趟？”
棠洐挂掉电话，拿起外套，门摔得比预想的更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