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晚订了去武汉的高铁票，第二天一早出发。

随身只带了一个背包，背包里放着那半块骨简，打印好的论文，傅老先生给的便签，还有一台备用的录音笔。骨简用三层密封袋包好，塞在衣服最底下。

高铁上人不多，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大约半小时，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座位旁边坐了一个人。

灰色夹克。正在翻一本杂志。

我站在过道里看了他两秒钟，他没抬头，翻了一页杂志。我走过去坐下，把背包放在腿上。

“先生，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他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哦，抱歉，我看这排空着就坐下了。”他站起来，把杂志合上，“您坐。”

他走到车厢另一头，在一个空座上坐下来，拿出手机开始看。

我没再看他，把背包抱紧了一些，扭头看着窗外。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轮廓，一直坐在那里，到武汉站才起身下车。

出站的时候我打了一辆车直接去湖北省博，路上给刘主任打了电话。对方声音很爽朗，说傅老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让我直接去库房找他。

湖北省博的库房在主体建筑后面的独立楼里，三道门禁，两个密码锁。刘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线手套，见了我握了握手，直接带我往里走。

“傅老说你想看那件骨饰？”

“对，方便吗？”

“方便。”他推开一扇铁门，里面是一排排不锈钢柜架。他走到第三个架子前，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灰色的无纺布盒子。

盒子打开，里面躺着一件大概七八厘米长的东西，颜色发黄，表面光滑，一头微微弯曲。

我蹲下来凑近看。东西表面的纹路清晰可见，几道弧线呈螺旋状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

和我骨简上的符号形态一致。

“我能拍几张照吗？”

“可以，别用手碰就行。”

我拿出手机拍了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从包里拿出骨简的照片打印件，蹲在旁边一张一张比对。符号的走势，间距，弧线的转折角度——全部对得上。

“刘老师，”我站起来，“您这件东西当年的发掘报告，我能不能看一眼？”

“行，我去调。”

他出去了十几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旧档案册。我翻到骨饰那一页，上面写着：“出土位置：主棺东北侧二层台。材质：角质。备注：表面有刻划纹饰，形态罕见，待考。”

“材质确认是角质吗？”我问。

“发掘报告上写的肯定是当年专家现场判定的。”刘主任说，“不过后来这些年陆续有人来看过这件东西，有人说是骨头，有人说是角，争了好几年了。你要是感兴趣，我们可以做一个材质分析。”

“能现在做吗？”

刘主任看了我一眼：“你赶时间？”

“有一点。”

他想了想，点头：“行。去我办公室，那边有台便携拉曼光谱仪，不伤器物的。测一下就知道是骨还是角了。”

我们去了他办公室，他把骨饰放在样品台上，打开仪器，探头对准器物表面，按了开始。

光谱仪嗡嗡响了大概一分钟，屏幕上跳出一串数据。刘主任凑过去看，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变了。

“怎么了？”

他没立刻回答，又重新测了一次。第二次的结果和第一次一样。

“林博士，”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这件东西的材质既不是骨，也不是角。”

“是什么？”

“矿物。”他说，“它的主体成分是羟基磷灰石，但结晶度和排列方式和天然骨骼完全不一样。这东西——”他停了一下，“这东西是人工合成的。”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我靠在桌沿上，手心里全是汗。

“刘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七年前杨明远教授那批丢失的三星堆骨器，您了解吗？”

“知道那件事。”他说，“当时业内震动很大。”

“那些东西上面的纹饰——”

“也是螺旋形的。”刘主任接过我的话，看着我的眼睛，“三星堆那边过来交流的时候有人提过这件事。他们那批骨器上的刻纹形态，和我们馆藏这件骨饰上的，非常相似。”

我在刘主任办公室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手机里的照片和相关资料整理了一份发回自己的邮箱。临走前刘主任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后续需要做更深入的分析，可以随时联系他。

“林博士，”他送我到库房门口的时候叫住我，“有件事我刚才没跟你说。”

“什么？”

“这件骨饰的出入库记录上，有一年的登记很反常。七年前，就是杨明远教授实验室被盗那一年，这件东西被外借过一次。借展方的名字写的是‘北京某文化机构’，但具体是哪一家，档案上没有留底。”

七年前。

“借了多久？”

“三个月。还回来之后，这件东西就被重新登记了一次，上面给的备注是‘经鉴定已确认材质，资料归档’。”

“谁做的重新登记？”

刘主任摇了摇头：“档案上没写名字。”

从湖北省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武汉的四月天还带着点凉意，我站在博物馆门口的人行道上，看着街上车来车往，脑子里乱得跟一团毛线似的。

七年前有人动过这件骨饰。七年前杨明远的实验室被盗。同一时间，同样涉及螺旋纹饰的骨器。

这些事串在一起，不可能是巧合。

我拿出手机，翻到被我拉黑的那个号码——方淮。犹豫了大概十秒钟，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拨了过去。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林博士？您终于愿意联系我了。”

“方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

“请说。”

“您上次说您那边的仪器测序深度更高。我想问的是——您知道这块骨简的来历，对不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方淮笑了一声。

“林博士很聪明。”

“告诉我。”

“我不能在电话里说太多。”他的声音压低了，“但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您手里那枚骨简，只是完整东西的其中一块。它至少有七块，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四川有三块，湖北有一块，还有一块在海外，剩下两块——下落不明。”

我的手指攥紧了手机：“这是一个拼图？”

“可以这么说。”方淮说，“但拼出来的东西不是地图，也不是兵器。”

“那是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林博士，您看过《山海经》吧？”

“看过。”

“《大荒北经》最后那段，除了记载蚩尤被杀之外，还有一句话很少被人注意。”他顿了顿，念了出来，“‘蚩尤骨，裂为七，藏于八方。’”

“八方有八个方位，为什么是七块？”

“因为第八块——”方淮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第八块不是藏在某一处，而是被做成了器物的核心。”

“什么器物？”

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安静了将近十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林博士，您注意安全。你上高铁的时候有人跟着您。”

通话中断了。

我站在湖北省博门口的路灯下，把手机放进口袋。行人道对面，马路牙子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发动机没熄火。

车窗摇下来半截，里面坐着一个人。隔着十几米的距离，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看到他右手搭在车窗沿上。

食指上有一道疤。

我转身进了博物馆侧门，没有回头看。

当晚我没有回北京。我在武汉找了一家连锁酒店住下，把门链挂上，拿椅子抵住了门把手。

房间里很安静，我把那半块骨简从背包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打开手机相册，把今天在湖北省博拍的所有照片翻了一遍。

其中一张照片是那件骨饰的细节放大图。我把图放大到极限，在螺旋纹路的末端，隐约能看到几个比头发丝还细的凹点，排列成一条短线。

那不是纹饰的瑕疵——那是符号的延续。

我立刻翻出自己骨简的照片，找到相应位置。骨简上对应的地方，也有同样一排凹点。

两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把它们拼起来，画了一张简图。

画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那个完整的符号，是一个圆，中间穿过一道竖直的线，线的下端分了三个岔。

我在哪见过这个符号。

我闭上眼想了整整五分钟，然后猛地睁开——杨明远被盗那些骨器的档案照片里，有一张上面就刻着这个符号，在器物的底部，很小一个，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三处不同的地点，三个不同时代出土的器物，上面刻着同一个符号。

我拨通了陈默的电话，响了很久他才接。

“见深？你在哪？”

“武汉。陈默，你帮我查一件事——杨明远当年那些三星堆骨器的档案照片，你手里还有吗？”

“有，我拍了一些。怎么了？”

“你看看那些器物的底部，有没有一个圆形中间带竖线的符号，竖线底下分三叉。”

电话那头传来翻东西的声音。过了大概一分钟，陈默的声音重新响起来，带着明显的惊讶。

“有。有一个器物底部刻了这样一个符号。见深，你从哪看到的这个——”

“湖北省博的骨饰上也有。我的骨简上也有。”

陈默吸了一口气，沉默了好几秒。

“见深，这些天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我查了当年杨明远实验室被盗案的一些公开资料。那个案子最后不了了之，但警方有一条结案备注。”

“什么备注？”

“上面写的是：‘涉案物品可能涉及非正常人类文化遗产范畴，建议移交更高层级部门处理。’”

“高到什么层级？”

“不知道。”陈默说，“但那条备注下面的签字单位，只有一个代号。”

“什么代号？”

“‘方’。”

我攥着手机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窗帘拉开一条缝看着楼下的街道。那辆黑色轿车已经不见了。

但我知道他没有走远。

床头柜上那半块骨简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表面的螺旋纹路在台灯光线下泛着幽微的光泽。

我伸手把它拿起来。

它很凉。

我打开手机备忘录，里面那张拼图符号还亮着。圆，竖线，三叉。

如果这块骨简只是一块碎片，如果七块碎片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如果第八块——那个核心——已经被制成了某件器物——

我按灭了手机屏幕，房间里彻底暗下来。

窗外有风，吹得酒店窗框的缝隙呜呜地响。我攥着那半块骨简，没有松手。

不管那件器物是什么，不管那些符号在传递什么信息——

有人为了这些东西等了七年，甚至更久。

而我手上有其中一块。

我拉开窗帘一条缝往外看，街道空荡荡的，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

但在路灯照不到的那片暗处，我能感觉到有人在看这里。

我拉好窗帘，打开手机，给方淮发了一条短信。

“我在武汉。我可以见你，但有一个条件。”

过了三分钟，他回了。

“什么条件？”

“告诉我第七块碎片在哪里。我知道你知道。”

又过了三分钟。

“第七块碎片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漆器夹层里。当年发掘报告里提过一句‘内夹骨片一枚’，但后来整件漆器被调走了。”

“调去了哪里？”

“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七年入库，编号不详。”

我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很久。

一九八七年。比我出生还早了十年。

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找这些东西了。他们找到现在，还没找全。

而我已经有了两块碎片的样本数据，第三块的位置也有了线索。三块之间的符号能拼起来，如果剩下的也能——

我拿起手机又发了一条：“明天下午三点，黄鹤楼东门见。”

方淮回了一个字：“好。”

我躺回床上，把骨简放在枕边。

窗外的风还在吹。黑暗中我想起傅老先生那句话——“牵扯的事情，你可能扛不住。”

也许我扛不住。

但我想知道答案。

我想知道两三千年前，到底是谁，用什么样的技术，制造了这些碎片。我想知道《山海经》里那些被称作“神话”的记载，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把骨简攥在手里，闭上眼。

明天下午三点，黄鹤楼东门。

方淮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