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起时,我正在整理行李。
蜜月提前结束是我们共同的决定——虽然谁都没明说,但那通威胁短信和床头的偷拍像根刺扎在心里,玩得再开心也是装出来的。沈律去开门,我以为是酒店服务,没太在意。
“你的快递。”他的声音有点奇怪。
我抬头,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没有快递单,没有寄件人信息,连邮戳都没有。就像有人直接塞进了酒店的门缝。
“哪来的?”
“前台说,放在柜台上没人认领。”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写着你名字。”
我放下手中的衣服,走过去。文件袋很轻,掂在手里几乎没什么分量。封口处用那种老式的方法——蜡烛油封的,手法很粗糙,像十几年前的东西。
“拆开?”沈律问。
我没回答,直接撕开了封口。
第一眼看到的是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我只看了一眼,呼吸就停滞了——
照片里是三个人。站在中间的,是我父亲。林队。
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夹克,右手指间夹着根烟,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他在想心事时的习惯表情,我记得清清楚楚。左边是沈律的父亲,沈建国。右边……
“这个人是谁?”我把照片递给沈律。
他接过去,眉头一点点拧紧。照片里的第三个人大约三十出头,身材偏瘦,戴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文弱的技术人员。我确定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张脸,也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
“不认识。”沈律摇头,“但我可以查。”
我的注意力已经回到文件袋里。里面是一沓纸,纸张发黄脆化,稍微用力就会碎掉。我小心翼翼地抽出来——是笔录。
十年前的原始笔录。
我父亲坠楼案的笔录。
“这些……”我的手开始抖。那些被涂黑的段落像一道道伤口,横亘在纸张上。有些地方明显是被强力涂改剂抹掉的,连纸张都被腐蚀出一个小洞。
沈律凑过来,看清内容后脸色变了:“这是当年案子的内部记录,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不知道。”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但这个人一定知道。”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当年的标注:2004年3月12日,专案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父亲坠楼是2004年3月18日。
这张照片拍摄于他死亡前整整一周。
“沈律。”我叫他,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沉,“这个人,既然能出现在你爸和我爸的合影里,说明当年他也是专案组的核心成员。但我们查了这么久,从没听任何人提过这个名字。”
“所以呢?”
“所以他不是被忘了,是被人故意抹掉的。”我把笔录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有一份手写的证人名单,字迹潦草得像在赶时间,“你看这里,第三个人叫陈建国。他的工作记录全是空白——入职时间空白,调离原因空白,连生死都是空白。”
窗外的街道很吵,游客的笑声隐约传来,和我们之间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先查。”他最终说,“三天内给我结果。”
“行。”
他拿起手机要走,忽然又停下来,回头看我:“林晚。”
“嗯?”
“这事别告诉别人。包括苏小满。”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
“目前不确定这个包裹的来源。”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如果是对方故意的,里面可能装有窃听器或者追踪器。如果是第三方寄的,那更危险——说明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低头看了看那个文件袋,忽然觉得它像一枚定时炸弹。
“知道了。”
沈律转身离开,脚步声很快消失在走廊里。我把照片和笔录收进证物袋,做这些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抖——不是害怕,是兴奋。
十年了。
我花了十年时间追寻父亲的死,以为真相已经足够完整。但现在有人告诉我,当年的案件里还有一个被彻底抹去的参与者。
而这个人,很可能还活着。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地板上明晃晃的。我却有一种被锁定的错觉。仿佛暗处有双眼睛,正透过瞄准镜看我下一步怎么走。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是沈律的短信:“已经开始查,有消息通知你。”
我回复了一个“好”字,然后把手机扔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那个叫陈建国的人……
如果他真的还活着,这十年他又在哪里?他在逃避什么?他在害怕谁?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越转越快,越转越乱。我干脆坐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内部系统,试图通过其他渠道查一些信息。
键盘敲得噼啪响,但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视线总是不自觉地往证物袋上飘——那个牛皮纸袋此刻安静地躺在桌上,看起来那么普通,那么无害。
可我知道,它能改变一切。
傍晚时分,沈律的消息来了:“查到了,三天后给你结果。”
“你现在在哪?”我问。
“回来的路上。”他说,“你先休息,我很快就到。”
我应了一声,放下手机。窗外天色渐暗,古镇的灯一盏盏亮起来,照得石板路晶晶发亮。游客们开始出来觅食,街道上比白天更热闹。
我站在窗边,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却一片冰凉。
那个被彻底抹去的人,那个连生死都是空白的证人……
他到底知道什么?
他又为什么会消失?
还有,这个包裹到底是谁寄的?
无数个问号在我脑海里堆积,挤得太阳穴隐隐作痛。我伸手揉了揉眉心,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作为一个痕迹鉴定师,我应该相信证据,而不是被情绪左右。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第一次感觉到——真相离我这么近,近到几乎触手可及。
近到我开始害怕,害怕它和我想象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