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铐扣上的时候，陈风感觉到金属边缘的冰凉触感。不是第一次被铐了，但这一次，扣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紧。
他被两个人夹着从游艇后舱推上一艘快艇。国际刑警的探照灯在他脸上反复扫过，像在确认什么。有人举着平板电脑对着他的脸拍了三张照片，然后朝对讲机说了一句：“面部比对通过，是陈风。确认。”
“确认什么？”陈风问。没人回答他。
快艇在夜风中破浪而行，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停靠在一艘灰色铁壳大船的侧舷旁。那艘船比他想象的大，尾部有一个直升机起降平台。有人把他从快艇推上铁梯，手铐的链条在铁栏杆上碰出一串短促的声响。他抬头看了一眼——船体没有船名，也没有旗，只在船尾烟囱上方涂了一组数字编号，漆白色，已经被海风侵蚀得有些模糊。
他被带到下层甲板一间封闭舱室里。船舱大约四平方米，没有窗户，一张铁床焊在地板上，床头有一盏罩着铁网的灯，发出黄白色的光。墙角有一个洗手台，水龙头拧不开。门是钢制的，从外面被关上时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坐在铁床上，沉默了一会儿，摸出那包烟——还没有被收走，可能是因为扣手铐的人觉得他已经抽不出手了。他确实没有抽，只是把烟盒放在膝盖上，用拇指摩挲它边角被压皱的位置。
他靠在铁墙上，把烟盒放下，开始回忆。
三天前，他在曼谷接到邀请，一张手写便签被塞进酒店门缝，签的是一个他很久没见过的人的名字：林发。便签上只有一行字：“公海有局。你来不来？来就回电话，不来就算了，我会找人替你的位置。”没有寒暄，没有解释，没有这十年他在哪。陈风看了那张便签很久，打电话过去，那头响了两声就接起来了，林发的语气和当年一样轻：“你来了？”陈风说：“地址。”这就是他们重逢的起点。
然后他上了“海龙号”。登船时，他在舷梯上停顿了片刻，没有人注意，但那一刻他其实在想：林发怎么知道他还在曼谷？他换了身份、换了护照、换了落脚点，连左膀都花了一个月才找到他。但林发三天就找到了。
现在陈风靠在铁墙上，喉咙里哽着一声没发出来的叹气。他开始复盘——从三天前收到邀请，到登船，到林发“恰好”坐在他身侧，每一个他当时忽略的细节，现在都像细针扎在皮肤上。船上有几个面熟的陪衬，是圈子里常转的人，但很少同时出现。他们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只在关键时刻投注，像被安排好的陪跑员。筹码总量看起来很大，但真正的流动在他和梁叔之间，其他人更像是在旁边制造“正常赌局”的假象。还有梁叔——一个在东南亚赌圈游走多年的“代理人”，他输的那一局有点太顺了，顺得像是在等着他赢。最后就是枪声。如果有人要杀他，不应该在游艇上开枪，太显眼。如果不是杀他，那枪声唯一的用途就是制造混乱，让他被留在原地。
他低头看看手腕内侧被手铐磨出的红痕，眉头微皱，然后靠在铁墙上，把眼睛闭上。
船舱外传来放轻了的脚步声，两个人沿着甲板走过，正在低声说着什么，隔着铁门听不清楚，但有一句话他听清了：“那个从艇上抓回来的，跟林发是一伙的。”另一个人说：“林发跑了。”然后脚步声消失了。
他睁开眼睛，看向头顶那盏灯，钨丝发出一种低频的蜂鸣声，像什么东西在远处运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舱门被打开了。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人站在门口，脸被灯光割成明暗两半：“陈风，出来。有人要见你。”
陈风站起来，走出舱门，沿着走廊被带到一个更小的房间。没有审讯桌，只有一把铁椅，头顶一盏灯，光线冷白，照得整个空间毫无阴影。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大约五十岁，戴一副细框眼镜，公文包打开放在膝上，手里翻着一叠文件。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来：“陈风，我是国际刑警的马国栋。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陈风坐下来，语气不冷不热。
“那你先说。”马国栋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陈风低头看了一眼——资金流向表、通话记录、赌场股权协议，还有几张签了字的合同副本。上面的签名是他的笔迹，确凿无疑，其中一个签字是他十年前写的。时间线从三年前一直铺到上个季度，每一笔都标着来源和去向。
“这些文件都是你的。”
“看起来是。”陈风说。
“你的指纹也在上面。”
“嗯。”陈风没有否认。
马国栋看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在法庭上认罪的时候，问了一句——‘我能见律师吗？’我当时以为你会否认。你不打算否认。”
“否认有用吗？”陈风问。
“不一定。”马国栋说。
“那就无所谓了。”陈风闭上嘴，不再开口。
马国栋把文件收进公文包，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停住：“你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但建议你别抱太大希望。”
陈风没有回答。
铁门关上后，房间安静下来。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不是绝望——是赌桌上的习惯，当牌面全烂的时候，就要学会算对手还剩什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