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就跑。脚步声立刻跟上来，沉的，急促的，是那种不打算放弃的追法。我跑过空荡荡的公交站台，跑过那棵被劈掉树皮的梧桐，跑过成排紧闭的卷帘门。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西瓜刀偶尔擦过路边的铁栏杆，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啸。我体力快跟不上了——在鬼域里耗了那么久，腿是软的，肺像被人攥着。他越来越近，喘息声已经贴到了我后脑勺。
前面有个巷口。我想都没想就拐了进去。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高低低的自建房，墙面上爬满了老旧的藤蔓和蛛网般的电线。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挂在头顶，滴着水的内衣和床单在风里轻轻晃。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香水和下水道返潮的腥甜味。我跑进巷子深处，跑到一栋楼前的台阶上，弯着腰喘气。然后我回头。
他站在巷口。刀垂在腿边，没有进来。他死死盯着我，眼睛还是红的，胸口剧烈起伏，但他没有迈进来一步。巷口上方挂着两盏洗头房门口常见的粉红色小灯，白天没亮，但灯罩上的积灰被风吹下来，落在他肩上。他看见了那两盏灯，也看见了灯下面贴着的褪色纸条——“楼上单间，钟点房，价格面议”。他的脚像被钉在地上。不是不想追，是不敢进。
我慢慢直起腰。这条巷子不是普通巷子。每家每户的门框上都贴着褪色的红纸对联，横批写着“财源广进”或者“客似云来”，但门里面没有面馆的煤炉味儿，没有超市的薯片货架，只有一股混着消毒水和劣质香精的冷风从门缝往外渗。二楼有个女人推开窗，穿着吊带裙，叼着烟，胳膊肘撑在窗台上往下看。她看着巷口那个提着刀的年轻小伙，吐了口烟，然后转头看巷子深处的我。
“又一个。”她说。不是对我说，是对隔壁窗户说的。隔壁窗户也推开了一扇，另一个女人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梳子，头发梳到一半，发梢滴着水。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巷口的年轻人一眼，然后笑了一声——不是那种觉得好笑的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笑。“今天什么日子，一个两个都往这儿跑。”梳头发的女人说完，把梳子往窗台上一搁，转身进了屋。窗户没关，里面传出来收音机的声音，沙哑的女声在唱一首很老的粤语歌。吊带裙女人把烟掐灭在窗台上，看了我最后一眼，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
“他不敢进来的。男人在这里闹事，会丢东西。”她把窗户关上，窗帘拉拢，粉红色的窗帘布后面透出模糊的影子——不止一个人。巷口那个年轻小伙往后退了一步。又退一步。刀还攥在手里，但他的脚在往后挪，不是因为怕我，是因为他看见了二楼窗户里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影，看见了门框上那些褪色的红纸条，看见了这条巷子地上积的那层不是灰的灰白色粉末。他转身跑了，脚步声被巷子深处某个房间里传出来的收音机声吞没。
我站在台阶上喘了一会儿，然后发现台阶旁边是一扇半开的铁门。铁门里面是个楼梯间，墙上贴着瓷砖，但瓷砖缝里塞满了名片大小的卡片，每一张都印着女人的照片和电话号码。楼梯口坐着一个老太太，头发用发夹别得整整齐齐，穿着碎花衬衫，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择豆角。她把一根豆角的筋抽掉，抬起头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