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一只，像有人在一盏一盏地吹灭蜡烛。最后一只蟋蟀的叫声拖了半拍，也停了。大厅里忽然静得能听见月光落在玻璃罐上的声音——
那声音当然是没有的，可你觉得应该有。
冰岛把笛子挂回墙上，开始给郭宏城讲课。
他讲蟋蟀的种类——青头的，黄头的，黑头的，红头的；讲不同品种的不同性情——有的好斗，放进罐里不到三秒就开始找对手；有的善鸣，一唱一整夜不歇气；有的只喜欢蹲在罐底一动不动，触须都不摇一下，像在思考什么比生命更长的命题。
他讲得干干巴巴的，不时舔一舔嘴唇，手指在罐子上一个接一个地敲过去，像在点名。每个被他敲过的罐子，里面的蟋蟀都会动一下，像是在答“到”。
郭宏城听完，指着两个挨在一起的罐子：“在电视里看的斗蟋蟀，挺有意思。咱俩斗蟋蟀玩吧？”
“不行。”冰岛的脸忽然板了起来，把身子往那两个罐子前面一挡——不是侧身挡，是整个身体横在两个罐子和郭宏城之间，像一堵墙，“绝对不行。二者相斗，必有一伤。哪一只可都是我的宝贝——绝对不行。”
郭宏城不再提了。他弯下腰，一个罐一个罐地看过去。
他看得很慢，每个罐子都要凑近了看——看蟋蟀的须子怎么动，看它的翅羽怎么轻轻翕张，看它的后腿在沙子上踩出的针尖大的小坑。
冰岛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把脸贴在玻璃罐上，鼻尖都压白了，不由得一阵得意。那得意从嘴角漫上来，漫成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笑。
过了一会儿，冰岛走到门口，从衣架上摘下一件外套披上。
外套是黑色的，布料已经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一圈毛边。“这样吧，我有点事出去。你给我看家。四楼是卧室，二楼有吃的。我走了啊。”
他走出几步，又折回来。皮鞋在木地板上吱地一声刹住。
他站在门框里，把一根手指竖在鼻子前面——不是指着郭宏城，是指着天花板，好像这个警告是对整栋楼发出的。“千万，不能斗我的蟋蟀啊。我可是有数的。”
门在冰岛身后轻轻合上。门锁咔哒一声归了位。
郭宏城站在大厅中央，听冰岛脚步声在楼梯间里越来越远——皮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往下，再往下；一楼的大门开了又关了，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呀；巷子里传来出租车引擎发动的声音，突突突地响了一阵，然后被风刮散了。
他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又抽出来，走到那两个挨在一起的罐子前面站了一会儿。罐子里的两只蟋蟀正隔着玻璃互相看着，触须在空气里轻轻地摇，像是在互相试探，又像是在互相问候。
他把一只罐里的蟋蟀倒进了另一只罐里。
两只蟋蟀刚一碰面就拼斗起来。先是触须碰了一下——那一下极轻极快，像两道电弧在空中交了一瞬；然后前腿蹬直，后腿弓起，张开口钳，扭在一起。
它们抱成一团在罐底翻滚，从这边滚到那边，又从那边滚回来。罐底的细沙被搅得扬起来，在玻璃罐里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尘雾。
郭宏城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腰弯得很低，眼睛钉在玻璃罐上。
他很快就忘记了一切——忘了自己是刚被赶下台的企业家，忘了冰岛临走时竖在鼻子前面的那根手指。
他看着其中一只被咬断了后腿，拖着半截残肢在罐底打转；另一只压上去，口钳咬住对方的颈子，直到那只断了腿的蟋蟀六条腿猛地一蹬，然后缓慢地、像一朵花在镜头倒放中合拢那样蜷缩起来。
活下来的那只也伤痕累累——触须断了一根，只剩下一根在空中孤零零地摇着；翅羽裂了一条缝，缝隙里渗出了一点透明的体液。
“好吧，你先休息一会儿。”他自言自语着，直起腰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然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罐蟋蟀。
他把它们倒在一起。又把另外两罐倒在一起。
天黑了，他伸手摸到墙上的开关，拉亮了灯。
灯光啪一声铺满了整个大厅，把每个玻璃罐都照得亮晃晃的。他已经不是在看一对蟋蟀拼斗了——他在看十几对蟋蟀同时厮杀。罐子不够用了，他找来一个纸箱，把十几只蟋蟀全倒了进去。
纸箱的四壁被撞得咚咚地响，像一个被敲击的小鼓。
冰岛在半路上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他把二百块钱往司机怀里一塞，钞票是新钞，在他手里捻开的时候哗啦一声，那声音在午夜的街道上格外清脆。
“哥们儿，你把车借我用一夜，明早站前广场上还你。”
车主把钱攥在手里，对着路灯照了照水印，又把目光从钞票上移到冰岛脸上。他看冰岛的时候微微仰着下巴，眼神里带着掂量——掂量这个长发男人是疯子还是骗子。
“不妥吧？我又不认识你。”
“我是冰岛。”
车主愣了一下。他攥着钱的手松了，手指在钞票上轻轻弹了一下。
然后他把钱递了回去，递得很恭敬——不是怕，是那种在这座城市里听到某个名字之后本能的恭敬。“啊，那我就放心了。钱还是给您吧。”
“什么话？给你就拿着。要是少给了你就吱声。”
“不少不少。多谢大哥了。”车主把钱揣进内兜，拉开车门下了车，把车钥匙留在方向盘旁边的杯架里。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车，是看冰岛——看那个传说中夜夜做新郎、什么事也不干却谁也不敢惹的人。
冰岛开着车满大街转。
他把车窗摇下来，胳膊搭在窗框上，一边开车一边把脸侧向路边。他转过了站前广场——广场上的人已经稀了，只剩下几个拖着行李箱的人在等最后一班大巴；转过了商业街——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灭了，铁卷帘门哗啦啦地拉下来；转过了火车站的出口——出站口的长椅上躺着一个人，用报纸盖着脸。
快晚上的时候，他才在一条巷子口发现了小非洲——她正和一个外地口音的男人站在马路牙子上讲价钱。她把一只手搭在那男人的胳膊上，头歪着，笑得很用力。
那笑是堆出来的，嘴角堆上去，眼角却一动不动。
冰岛把车贴过去，车还没停稳就把头探出车窗：“你嬷嬷的是不得去医院查查？昨天跟你生意了一把，今天刺挠了一天。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男人转过脸来看了冰岛一眼，又看了小非洲一眼。他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的动作很慢，像是怕伤到什么东西，又像是怕被什么东西伤到。
然后他转身就走——步子很快，头也不回，皮鞋在水泥地上敲出一串越来越远的声音。
小非洲急了。她往前追了两步——那两步踉踉跄跄的，拖鞋差点甩掉——又停下来，转过身对着冰岛的车窗，嗓音尖得能划破玻璃：
“你才有病。我又不认识你，干嘛打我饭碗？”
冰岛拿出一百块钱，夹在两根手指之间，往窗外一递。钞票在夜风里抖着，抖出了一道红影：“他能给你这个数吗？”
小非洲愣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只有眼皮跳了一下的工夫——可那一跳里，她的整个表情都变了。她转怒为笑，那笑是职业性的，像把一张面具从脸的底层往上翻，翻得太快了，快到你能看见面具和真脸之间那一道极细的缝隙。
“原来大哥有意栽花啊。”
“就怕你嬷嬷的花不活。”
“大哥放心，保证水灵灵的。”小非洲接钱在手，手指在钞票边缘上捻了一下，像是在验货。然后她一弯腰钻进车里，车座被她坐得咯吱一声，她往冰岛那边靠了靠，胳膊擦着他的胳膊：“大哥，有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