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渡，今年二十九岁，在槐树街第三人民医院当了七年外科医生。

槐树街不是什么好地方。这条街在城西的最边上，再往外走就是一大片荒山野岭。街上住的都是些没钱搬走的本地户，还有一些外地来打工的租客。街道窄得只能并排走两辆三轮车，路面坑坑洼洼的，下雨天积水能漫过半条小腿。

第三人民医院就在这条街的尽头。

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个卫生院的规模。一栋三层高的门诊楼，一栋两层高的住院部，外加后面一排平房。那排平房里有一间是太平间，常年锁着门，钥匙只有院长和我师父老梁有。

老梁是医院的老人了，在这儿干了快三十年。他是麻醉师，也是医院里唯一一个愿意跟太平间打交道的人。每次有病人走了，都是他去收拾，把尸体推进太平间，登记好信息，锁上门。别人都嫌晦气，躲得远远的，只有老梁不在乎。

我曾经问过他：“师父，你不怕吗？”

老梁笑了笑，说：“活人比死人可怕多了。死人不会害你，活人会。”

我当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老梁那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事情要从去年秋天说起。

那天傍晚六点多，急诊室送来一个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胃癌晚期，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她儿子在外面打工，接到电话正往回来赶，可还没等到他，老太太就走了。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我给她做了心肺复苏，按压了二十多分钟，最后还是没能把她救回来。

她儿子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求我们一定要保管好他妈的遗体，说他明天一早就能到。院长答应了，让老梁把老太太推进了太平间。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晚上十点多，我查完房，回到值班室。值班室在门诊楼二楼，窗户斜对着后面的太平间。我泡了一杯浓茶，翻开一本专业书，打算熬过这个漫长的夜晚。

大概到了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

啪嗒啪嗒的，很轻，像是有人穿着拖鞋在走路。

我没太在意，以为是哪个病人起夜上厕所。可那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最后停在了值班室门口。

我抬起头，看向门口。

没有人。

门是关着的，门缝下面也没有人影。

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摇了摇头，继续看书。

可没过几分钟，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

这次不是从楼下传来的，而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一步一步地朝值班室的方向靠近。

我放下书，走到门口，拉开门，往走廊里看了看。

走廊里空荡荡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得地面一片雪亮。什么都没有。

“谁？”我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我关上门，回到座位上。心里开始有点发毛了。按理说我不应该怕这些东西，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什么场面没见过？可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你，你看不见它，但它知道你的一举一动。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老梁打来的。

“沈渡，”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压得很低，“你刚才去太平间了？”

我愣了一下：“没有啊，我一直在值班室。”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那就奇怪了，”老梁说，“我刚才路过太平间，看到门上的锁开了。我以为是你进去了，喊了几声，没人应。”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会不会是院长进去了？”我问。

“不会，”老梁说，“院长今天下午就去市里开会了，明天才回来。”

“那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人？”

老梁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下来一趟，跟我一起进去看看。”

说实话，我真不想去。但老梁是我师父，他都开口了，我不能拒绝。我穿上外套，拿上手电筒，下楼去找他。

老梁站在太平间门口，手里攥着那把大铁锁。锁确实是开的，挂在门鼻子上，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钥匙只有你和院长有？”我问。

老梁点了点头：“我的钥匙一直挂在腰上，从来没离过身。”

“会不会是你记错了，忘了锁？”

“不可能，”老梁斩钉截铁地说，“我锁门的时候还特意拽了两下，确认锁好了才走的。我干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忘锁过门。”

我们没有再说话。老梁掏出钥匙，重新把锁打开，推开了那扇铁门。

太平间里很暗，只有墙角一盏小夜灯发出昏黄的光。里面停着两具尸体，一具是今天送来的老太太，另一具是个中年男人，前天送来的，等着家属来认领。

两具尸体都盖着白布，安安静静地躺在台子上。

老梁走进去，检查了一圈。门窗完好，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他又掀开白布看了看两具尸体，都好好的，没有任何异常。

“可能是锁坏了，”老梁说，“明天我换个新锁。”

我们锁好门，各自回去了。

可我回到值班室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太平间的锁是老式的挂锁，结实得很，用了十几年都没坏过，怎么会偏偏在今天坏了？而且老梁说他明明锁好了，不可能记错。

我想给老梁打个电话，又怕他觉得我小题大做。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算了，也许真的只是锁出了问题。

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自己站在太平间里，面前躺着那个老太太。她身上的白布滑落了一半，露出她蜡黄的脸。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嘴唇紧紧地抿着，看上去很安详。

可突然，她的嘴角动了。

一点一点地往上翘，像是在笑。

我想要跑，可我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步都挪不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嘴角越翘越高，越翘越高，最后咧开了一个巨大的弧度。

然后她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睛里没有瞳孔，全是眼白，白得像石灰。

她张开嘴，用一种沙哑得不像人声的嗓音说了一句话——

“你来了。”

我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都是冷汗。

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我看了看手机，凌晨五点十分。

我再也睡不着了，干脆起床洗漱，准备去食堂吃早饭。路过太平间的时候，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门锁得好好的，铁门紧闭着，没有任何异常。

我松了口气，心想果然是做梦。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上午九点多，老太太的儿子赶到了医院。他哭得眼睛都肿了，办完手续，要去太平间接他母亲。老梁拿着钥匙，带着他去了。

可当他们打开太平间的门时，所有人都傻了眼。

老太太的尸体不见了。

台子上空空荡荡的，白布皱成一团，扔在地上。那个中年男人的尸体倒是还在，安安静静地躺在旁边的台子上。

老太太的儿子当场就疯了，揪着老梁的衣领大喊大叫，问他把他妈弄到哪里去了。老梁脸色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院长从市里赶回来，调了监控。可太平间那一块是监控死角，什么都拍不到。问了当晚值班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看到任何人进出太平间。

老太太的尸体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警察来调查了三天，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能定性为失踪案件，立了案，但一直没有下文。

老太太的儿子不肯罢休，天天来医院闹。院长赔了他一笔钱，他才算消停下来。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一个月后，又出了一件事。

这次死的也是个老人，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呼吸。他老伴哭得死去活来，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可我们真的尽力了。

老爷子被推进太平间的那天晚上，又是我的夜班。

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心里很不踏实。晚上查完房之后，我特意去太平间转了一圈，确认门锁得好好的，才回值班室。

可到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脚步声。

从走廊尽头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门口。

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

然后，门缝下面塞进来一张纸条。

我犹豫了好几秒，才弯腰捡起那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别告诉任何人。”

字迹很潦草，像是用左手写的，又像是写字的人在发抖。我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

我拉开房门，冲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我跑到楼梯口往下看，也没有人。我又跑到一楼，大厅里只有值班护士趴在桌子上打盹。

“刚才有人上楼吗？”我把她叫醒，问道。

护士迷迷糊糊地摇了摇头：“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儿坐着，没看到任何人。”

我握着那张纸条，手心全是汗。

第二天，我把纸条拿给了老梁看。

老梁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认识这个字迹吗？”我问。

老梁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师父，你说……会不会是那个老太太的鬼魂回来了？”我压低声音说。

“别瞎说，”老梁瞪了我一眼，“这世上没有鬼。”

可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

又过了一个月，第三具尸体出了问题。

这次是个年轻人，二十八岁，骑摩托车出了车祸，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他女朋友哭得快要晕过去，一直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最后还是被护士劝走了。

尸体推进太平间之后，我特意嘱咐老梁，一定要锁好门，多检查几遍。老梁点了点头，说他会的。

可第二天早上，太平间的门又被打开了。

这次丢的不是尸体，而是那个年轻人的右手。

他的右手被人齐腕切了下来，切口整整齐齐的，像是用手术刀切的。断手就放在太平间的门口，手掌朝上摊开着，像是要跟人握手一样。

警察又来调查了一次，还是一无所获。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任何线索。

整个医院都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护士们不敢单独值夜班，病人也开始议论纷纷，说这家医院闹鬼。有几个病情不重的病人直接办了出院，宁可回家等死也不愿待在这儿。

院长急得团团转，开会开了好几次，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加强安保，在太平间门口装了监控摄像头，还雇了两个保安轮流巡逻。

可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作用。

摄像头装好的第三天，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