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屋后头那棵野枣树，是宁兆香自己从坡上移回来的。去年只结了二十来颗枣，她一颗也没舍得吃，拿布衫兜着，都给了隔壁赵大娘家的娃娃。今年开春，那树像是憋着一口气要证明什么东西，疯了似的抽了一树新枝，叶子密得不透风。到了入秋，青皮枣子挂得满枝满杈，压得枝条弯了腰。

宁兆香踮着脚摘枣子的时候，“肚子还没怎么显，只是腰身有些笨了”，只能踮着脚够低处的枝，够不着了就拿竹竿轻轻敲。枣子噼里啪啦掉下来，滚在泥地上，她一颗一颗捡起来，拿衣角擦擦土，搁在笸箩里，挑好的留着送人。

门前那根拴在两棵椿树之间的麻绳上，搭着几条刚洗的尿布和两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说是褂子，其实早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肩头一块蓝补丁，胳膊肘一块灰补丁，领口磨得起了毛边，洗得薄得透光，挂在绳上跟纸片似的，风一吹就飘。就这两件衣裳，还是她和刘绍业轮换着穿的。

她如今身子沉了，踮脚搭尿布的时候比以前费劲了几分，每搭一块就要扶着腰站一会儿。小弟弟已经两岁多了，光着屁股在屋前那小块夯实的空地上爬来爬去，追着一只过路的蚂蚱咯咯地笑。他已经断了奶，学会走路也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胖乎乎的小腿在地上颠来颠去，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宁兆香也不去扶，只是手里的活计偶尔停一停，眼睛往他身上瞟一眼，嘴角抿着。弟弟身上那件衣裳是用她的旧衫改的，袖口和裤腿都卷了好几道边，身上倒是干干净净的。

这两年，日子是比从前好过了些——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从"活不下去"变成了"勉强能活"。

刘绍业虽然成分不好，但"城市"两个字到底不是"地主"，写在户口本上矮了半截，可不写在脸上。村里人的嘴碎归嘴碎，日子长了，倒也淡了。妇人们在河边那几块公共的捶布石上洗衣裳的时候，又肯往旁边挪一挪给她腾个位置了。分粮食的时候，管分粮的李会计也不抖手了。张桂兰见了她还是不冷不热，但也不说什么带刺的话了。

说到底，人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你过得比他们想的好了，那些闲话就自己没了。你要是让闲话把你打趴下了，他们就更来劲。宁兆香一早就明白这个理。

只是这"勉强能活"，也就是比最差的时候强一点罢了。

粮食还是不够吃。

1959年秋天的收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劲。生产队地里的玉米棒子比往年瘪了一圈，麦穗也短了一截，割下来的庄稼捆成捆，搁在场院上晒，怎么晒也晒不出几斤粮食来。村里的老人蹲在地头，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说这地是旱透了的，一场雨不来，一场雨又来得太猛，庄稼经不起这样折腾。

可往上报的产量，却是一年比一年高。

这话宁兆香是听老陈说的。那天老陈来家里坐，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磕得门槛梆梆响，脸上的褶子比两年前深了不少。他蹲在那儿，看着门前那根麻绳上飘着的那两件补丁衣裳，忽然叹了口气。

"上头要数目，下头就得凑数目。凑不出来，就得从人的嘴里往外掏。"

宁兆香当时正坐在小凳子上搓苞谷，手指头一粒一粒地往下剥。如今这苞谷也是按工分和人口分的，她分的不多，每一粒都看得金贵。她听了这话，手里的活计没停，只是问了句："那明年咋办？"

老陈看了她一眼，又把头扭回去，狠狠抽了一口烟，憋了半天，只说了两个字："不球知道。"

宁兆香也就不问了。她肚子里有孩子，她不想为了这些事费心神。

可从那天起，她就悄悄地在灶台底下一个豁了口的陶罐子里攒起了粮食。每一顿做饭，她都从锅里舀出来一小撮，搁在陶罐里。这事她谁也没说，连刘绍业也不知道。她只是觉得，老陈那话里头有事。一个当了那么些年支书的人，什么都会说，就是不会叹这种没有下文的叹气。

到了1960年的春天，生产队的大食堂就撑不住了。

食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宁兆香有些记不清了。好像是一夜之间，队里那口大锅就架起来了，人人去吃饭都端着盆，锅里翻滚着的玉米糊糊管够，白面馍馍管够，大家敲着盆排着队，脸上一派喜气洋洋。上头说这是跑进共产主义的快车道，老陈当时还特意开了一次社员大会，扯着嗓子喊："乡亲们都听好喽！往后咱们队的食堂，一天三顿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再也不用回家生火了！"

台下的人听得眼睛发直，有人站起来问："真的假的？"

老陈把胸脯拍得啪啪响："真的！咱们的粮食大丰收了，够吃！管够！"

那个冬天，食堂里的火就没熄过，灶膛里的火苗子舔着锅底，大锅里的稀饭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粮食的味道。那时候宁兆香也去食堂吃过几回，端着一只大海碗，排在人群中间，轮到她了，伙夫往碗里舀上一大勺，她还觉得怪不真实的。

可那个冬天还没过完，白面馍就变成了杂面馍。

到了春天，饭就稀得能照出人影了，筷子伸进去搅三搅，捞上来的米粒数都数得清。再往后，连稀饭也定量了，每个人一勺，多了没有。往常，人们排着队敲着盆，有说有笑的，后来就都绷着脸，眼睛盯着伙夫手里的勺子，伙夫的手多抖一下少抖一下都能惹出一场争执。

终于有一天，老陈蹲在食堂门口沉默了一整天，把大锅撤了。

食堂关门那天，宁兆香没去。她蹲在自己家的灶台前，从陶罐子里往外舀粮食。罐子里的粮食攒了几个月，也就攒了四五斤，可就是这四五斤粮食，让她心里头比别人多了几分底气。她把灶膛里的火点起来，往锅里倒上水，把粮食下进去，熬了一锅能看见米粒的粥。

弟弟端着小碗坐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地喝。他已经可以自己端着碗吃饭了，喝完了还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宁兆香看着，把自己的碗递给弟弟，说："姐不饿。"

她撒谎了。她饿。

但她能忍。

到了1960年的冬天，粮食就见底了。食堂虽然关了，但上头的征购粮任务不减。打了折扣的粮食，大头交了公粮，剩下的各家各户分，分到手里的那点东西，几顿就吃完了。

人们开始吃玉米芯子。这东西往年是喂猪的，今年猪都没了，人拿它当饭吃。把玉米芯子放在石磨上磨成粉，掺上点杂面捏成窝头，蒸出来硬邦邦的，嚼在嘴里像是嚼木头渣子，咽下去拉嗓子眼。可就是这东西，也不是天天能吃上的。

再后来，树皮也被扒了。河边的老榆树，往年春天开满了榆钱，孩子们爬到树上摘着吃。今年春天榆钱刚冒出来就被人摘光了，没等榆钱落，树干上的皮就被剥了一圈。那棵树第二天就枯了，白花花的树干立在那儿，像是一根骨头。

村里人开始吃野菜，吃光了近处的就去远处的山上挖。后来连野菜都挖不到了，地皮上刚冒出来的绿芽子，不等长开就被人掐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吃了肚子胀得像一面鼓，蹲在墙角上疼得满头冒汗，拉又拉不出来，硬生生憋死了。

这些事宁兆香都看在眼里，心里头害怕得紧。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算起来这孩子是1960年秋天怀上的，来年夏天就该生了。她不能不吃东西，可不吃东西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孩子就得饿死。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饿得肚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搅，她就拿手捂着肚子，捂着捂着就睡着了，梦里全是小时候家里炸馍馍的味道，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洇湿了一大片。

刘绍业每个月的口粮是从所里领的，定量一降再降，落到他头上是一个月二十八斤。他自己留下十斤，剩下的全拿回来。两个月的日子，他的眼窝和腮帮子就塌了下去。宁兆香问他十斤够不够吃，他说够。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可她看见他的裤腰带越勒越紧，胳膊上的肉一天比一天少，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穿在身上越来越空荡。她知道他在撒谎，但她不说破。他们两个都是这样，越是难的时候，越是不让对方看出来。

有一回他领了两斤黄豆回来，搁在灶台上。宁兆香知道这东西金贵，舍不得吃，把黄豆泡在碗里，一泡泡了一宿，第二天涨得圆鼓鼓的。她一颗一颗地数，一共数出来两百多颗，算着每天吃几颗，能撑到月底。可那天晚上弟弟站在灶台跟前，踮着脚看碗里的豆子，口水淌了一下巴，也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看着。宁兆香狠不下心，抓了一把豆子煮了，弟弟吃得狼吞虎咽，吃完还抬头看她，问姐姐你怎么不吃。宁兆香骗他说姐姐不喜欢吃豆子。

那天晚上她翻出刘绍业那本翻烂了的书，随便翻开一页，忽然想起他在派出所里熬夜写材料的样子，想起他在灶台边烙饼的样子，想起他那句"俺好怕"。她把书合上，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抖一抖地抽搭着。她怕自己撑不住这个家。

有一天傍晚，宁兆香从地里回来，浑身疼得像是被人拆开了又装回去。她放下锄头，扶着腰慢慢蹲下身子，去端地上搁着的一盆洗过的衣裳。刚端起来，忽然觉着脚后跟压着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她自己从师范学校带回来的那只皮箱。

那只皮箱是父亲留给她的，当年她背着它去淅川念书，里头装着课本、粉笔、还有一张班上娃娃们画的画。毕业回乡后，这只箱子就再没打开过，搁在床底下落了厚厚的一层灰。

她顿了顿，忽然把箱子拖出来，掀开盖子。里头是她的粉笔，还有一张学生们的合影。她没看那张照片，把粉笔盒子拿出来，打开，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箱子推回了床底，坐在地上，肩膀跟着整个人一起往下沉。

她没有哭。她只是在想，如果她没有回来，如果她还站在讲台上，她的孩子是不是就不用饿肚子。

第二天一清早，宁兆香忽然在灶台前一阵头晕，扶着灶沿蹲下去，干呕了几下。她以为是饿的，刘绍业那天正好在家，从后头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拽到床沿上躺下。他见不了这个，转身蹲在门口，一直没动，脊背像绷了根弦。

母亲和继父不依了。继父上门来，劈头盖脸一句话就是"她干不动你就让她歇着"。刘绍业坐在门槛上没有顶嘴，只"嗯"了一声。

这件事就这么轻轻碰了一下，谁也没多说。宁兆香的身子却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虚垮下来。胎气从早到晚地往下坠，走几步路就得扶着树歇一歇。一个在当年能扛百十斤麻袋走地头的女人，如今洗一盆衣裳要歇上四回。弟弟很乖，姐姐蹲在地上捶衣裳他就搬个小石头坐在旁边，拿小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不哭不闹。

有一回宁兆香在屋前搭衣裳，搭着搭着就扶着麻绳站住了，额头上直冒冷汗。弟弟站起来拽她的裤腿，仰着脸看她，问姐姐你怎么了。她低头冲弟弟笑了笑，说没事，姐姐就是累了。

她不想让人看出来她撑不住了。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让人看出来她不行了。

可她真的快撑不住了。

刘绍业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不说话，可心里头翻腾得厉害。他在所里这些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案子——偷盗的，抢劫的，流窜的，可这两年，最多的案子只有一个字：吃。

开始是偷。东家的鸡被偷了，西家的粮被摸了，都是些不上秤的小案子，可一桩连着一桩，抓了张三还有李四，管也管不过来。刘绍业去查，走到一户人家屋前，看见几个娃娃蹲在墙根底下，瘦得皮包骨，大的搂着小的缩成一团。锅里煮着一锅绿糊糊，拿勺子捞了半天，捞上来两根草根。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那案子也没查。

再往后就不是偷了，是抢。有几回所里接到报案，说公路上有人拦路扒车，把运粮的车拦下来，从车上往下搬粮食口袋。所里派了人去查，查到一半就查不下去了——拦车的人里头，有一半是饿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另一半，是有些地方的干部，打着给公社调粮的旗号，把粮食截走了自己分。

还有一回，县粮食局的干部来报称，一个仓库少了两百斤粮票。查来查去，查到是保管员自己拿的。保管员在派出所里被问到粮食去哪儿了，那个胡子拉碴的汉子蹲在墙角上哭了。他说他四个孩子饿死了一个，剩下三个也快不行了，他实在没办法了，拿粮票在黑市上换了几斤小米，熬了三天的粥，好歹把孩子的命吊住了。

刘绍业听完，笔搁在桌上，一句话也没问。他的手不自觉地按了按自己凹下去的肚子，又迅速放下来。他写了报告，把事实写得清清楚楚，可写到处理意见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最后写了四个字："建议从宽"。

报告交上去，上头批了，"从严"。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头那棵老槐树枯了一树的枝杈，嘴里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不是不知道规定，可他也是一个人。他在心里头算了一笔账：再有几个月，自己的孩子就要落地了。要是这场饥荒还过不去，他会不会也变成第二个保管员？

他不敢往下想了。

最难办的还不是这些，是逃荒的人。

从1959年底开始，逃荒的人就多了。起先是三三两两，到了1960年，就是成群结队了。荆紫关地处三省交界，是南来北往的要道，这些逃荒的人从这头串到那头，从河南跑到湖北，又从湖北翻回河南，扛着破铺盖，背着老人抱着娃娃，沿着公路没头没尾地走。走到哪个村子就在哪个村子歇一夜，能吃上一口是一口，能喝上一口是一口。

王大万蹲在路边看着这群人，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懒！好好的地不种，跑出来讨饭！"

可是后来，上面来了命令：各处要出人，把逃荒的拦住，不准外流。原因是上头说了，我们这种情况好的很，没有受灾，更不缺粮。群众只是暂时困难，不能让他们把实际情况带到外地去，影响社会主义形象。各地要守好自己的地盘，不能让外人进来，也不能让自己的人出去。

这道命令下到所里的时候，所里的人面面相觑。

副所长把刘绍业和王大万还有几个同志叫到办公室，把上头的文件念了一遍，然后说："上头的意思是，要在各个路口设卡，把逃荒的人拦回去。不该收的不能收，不该走的不能走。"

王大万听了，抓了抓脑袋，问了一句："那人往哪儿去？总不能让人饿死在路上吧？"

副所长没回答。

刘绍业站在那儿，脊背还是那么直，可手指头在裤缝上拧得发白。他的脑子里过了三遍。

第一遍过的是规定。上级有令，设卡拦人是板上钉钉的，他是公安，不服不行。不拦，是失职。失职的后果他担不起——他成分本就不好，一个"城市"出身的公安，多的是人盯着他出错。

第二遍过的是上回那个保管员。四个孩子饿死了一个，拿公家的粮票换了几斤小米，他写的是"建议从宽"，上头批的是"从严"。什么叫从严？就是从重处理。他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人蹲在墙角哭的样子。

第三遍，他不敢往下想了。他想到的是自己。上个月所里评先进，王大万拦了十几个逃荒的，受到了表扬。他要是多拦几个，功绩簿上就多一笔；他要是少拦几个，晚上回家对着宁兆香那越来越瘦的脸，他还能不能睡得着觉？

这三遍在他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他什么也没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那道命令抄在工作笔记的第一页，字写得端端正正。

于是刘绍业和王大万一组，白天在镇上的路口执勤，劝退逃荒来的人；晚上还要蹲守排查，防备有人在夜里偷偷摸进村里。有时候他们还要去下面的大队里巡逻，盘问过往的闲人。荆紫关十几个大队，散在山里的一道道沟里，最远的那个大队，走一个来回得大半天，鞋底磨穿了补，补了又磨穿。

可那些逃荒的人依旧从山里的小路摸过来，绕过公路上的卡点，偷偷摸进村子里讨饭。刘绍业在村口拦过一个老汉，老汉挑着两个大筐，一个筐里装着铺盖，一个筐里装着他娘，白发苍苍的，缩在筐里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饿晕了。老汉跪在地上给刘绍业磕头，说他们是从南阳那边逃过来的，老家绝收了，家里死了两口人，活着的这几口再不跑也得死。

刘绍业蹲下去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的老汉，又回头看那个缩在筐里的白发老太太。那个老娘的嘴唇干得起了皮，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皮肤灰白灰白的。他看了很久，心里头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他没有娘。他从小就没娘。他不知道一个娘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想，如果他有，大概也该是这样——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缩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可他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只是在那个白头发的老太太身上，忽然觉得娘就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念头让他心里头堵得慌。

他的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来两张粮票，又掏出自己兜里仅有的两个杂面饼子，趁王大万不在偷偷塞给了那个老汉。他说，你往前走，翻过那座山还有一条小路，我不往那边查。

老汉捧着饼子，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磕头。

刘绍业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筐里的老太太。他的喉结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走出半里地，他才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两个饼子，是他今天的午饭。他把手伸进空了的衣兜，手指头碰到的只有口袋布。他站住，回头望了一眼来路，路那头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吹起来的黄土。他咽了口唾沫，继续往所里走。

一回到所里，他又变成了那个公事公办的刘绍业。该查的查，该拦的拦，该抓的还得抓。他不能不干，不能不查，也不能不赶——多查一个逃荒的，他的晋升就多一笔功绩；可少赶一个讨饭的，他的良心才勉强能下咽。

他在这种夹缝里熬着，人瘦了一大圈，脸上颧骨越来越突出，眼睛越来越沉默。从前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清亮，现在看人，那目光里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冷漠，也不全是疲惫，倒像是把什么东西咽得太深了，咽到眼睛里去了。

只有回到那间茅草屋里，看到宁兆香还撑着坐在灶台前，他的脊背才会微微松下来那么一点点。可随即又紧了回去——灶台上那只豁了口的陶罐，不用打开他也知道，里面的粮食又少了。宁兆香不说，他也不问。他们两个都是这样，越是难的时候，越是不让对方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