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后，沈律推开我家门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找到了。”
我正在擦桌子，手里的抹布顿了一下。这些天我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距离，小心翼翼的试探。
“是谁？”
“王建国。”他把纸放在茶几上，“视频里那个人，十年前是边境口岸的货运司机。那批走私文物，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经手的。”
我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视频里那张脸要更苍老，但轮廓还在。
“他现在在哪？”
“贵州。一个叫桐梓的小县城下面的村里。很偏，一共没几户人家。”
“怎么找到的？”
“我托了云南那边的朋友，查了当年所有涉及走私案的司机名单。”他在沙发上坐下，眼神很亮，“他当年被判了十五年，蹲了十二年。三年前因为肺气肿严重，报了保外就医。”
“我们明天去贵州。”他说得很干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飞往贵阳的航班。从贵阳到桐梓还要转三小时大巴，再进山。路越来越窄，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连绵的山。
村里比我想的还要破败。二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全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王建国家住在村尾最边上，篱笆墙塌了一半。
他正好坐在门槛上抽烟。
看到我们，他明显愣了一下，手里的旱烟掉在地上。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发花白了大半，看起来至少有七十岁，但实际上应该才五十六七。
“你们……是谁？”
沈律走上前，亮出证件：“我是警察。”
王建国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猛地站起来，剧烈地咳嗽起来。
“该来的还是会来。”他喃喃地说，重新在门槛上坐下，“坐吧。”
我在他身边坐下。院子里有股霉味和旱烟味混合在一起。
“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父亲……他是怎么死的？”
王建国沉默了很久。旱烟在指尖冒着青烟，一明一灭。
“我没害你爸。”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只是个开车的，那天晚上把人送到地方，拿钱走人。后来才知道出事了，人死了。”
“送到哪里？送给谁？”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在权衡什么。
“送到边境的一个废弃仓库。”他说，“接头的人……不是我联系的，是我一个兄弟。他让我把车开过去，等着就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仓库是你父亲负责的案子里，一个重要证人的藏身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证人的藏身处？那和父亲坠楼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那个兄弟呢？”
“死了。”王建国的声音更低，“十年前，车祸。和他老婆孩子一起，没一个活下来的。”
又是车祸。陈妄是这样，王建国的兄弟也是这样。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用一种“意外”的方式消失了。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王建国忽然压低声音，身体往前倾了倾，像怕被什么人听到，“我那个兄弟死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这事的真正主谋，不是道上的人，是……是……”
他的声音卡住了。
“是谁？”我追问，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是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王建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你父亲的同事，陆伯谦。”
“不可能！”我站起来，动作太猛，把门槛上的旱烟踢翻了。
陆叔是看着我长大的那个人。是父亲死后唯一一个还在暗中帮助我的人。是那个在我每一次绝望的时候递给我线索、提供信息的老刑侦。他怎么可能是害死我父亲的凶手？
“怎么不可能。”王建国苦笑了一声，把旱烟捡起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灰，“有些事，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我没几年活头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但这事的真假，你自己判断。”
我站在原地，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陆伯谦最近一次见我的场景——
他欲言又止的眼神。
他递给我的那杯茶，滚烫的，他的手却在发抖。
他说的那句：“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原来，不是不想知道，是不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