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闭室比牢房更小。约两平方米，没有床，只有一条水泥台，铺着一层薄得几乎可以忽略的垫子。墙面是粗糙的水泥，没有窗，只有门上一道窄窄的观察窗，从外面可以看进来，但从里面看出去，只能看到一条窄得不像样的光带。灯是一盏低压灯泡，装在铁网罩里，光线昏暗，带着一种陈旧而持续的嗡鸣声。
陈风被推进去的时候，门在身后关上，那道光带被切断，只剩下头顶微弱的黄光。他站在水泥台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上面还残留着粥和汤干涸后的痕迹，烫伤处有一小块皮肤泛红。
他坐下来，靠着墙，闭上眼睛。
第一天，他大部分时间没有动。下午时分，黑暗感开始变浓。没有声音、没有光线变化、没有任何刺激性的信息流进来，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四面墙壁之间反复弹跳，边缘逐渐模糊，像被持续地磨钝。他开始在脑子里打牌——不是具体的赌局，是动作本身，洗牌、发牌、推筹码、翻牌、弃牌。他沿着这些动作反复行走，像在走一条自己画出来的路。
他也在反复算那一笔账：林发到底想要什么？钱？他已经有了。三千万买他命的钱，对林发来说不算大数目。如果不是钱，那就是权——更大的权，能坐上某张更高位置的牌桌。可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周鸿年说他“坐在靶心”，那说明林发也知道自己坐在靶心上。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坐上去？
第二天，他醒来的时间比前一天晚，但清醒的时间更长。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人说话。这种空白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像是墙壁和天花板在微微晃动，又像是地面在缓慢倾斜。他在水泥台上来回坐、站、走动，每走三米就得转身，路面没有变化，头顶的灯也没有任何声息。
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脚步声在门外停住了。门锁转动，铁门拉开一道缝。一个声音说：“出来。”简单，短促，像已经说过很多次。
他站起来，走出禁闭室，沿着走廊走回自己的牢房。走廊里的灯光比禁闭室亮得多，刺得他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他推开门，看见林伯年还坐在老位置，背对着门，手里捏着那根粉笔，正在墙上刻着什么。禁闭室的三天像是被压缩进一个极小的容器里，陈风迈步跨过门槛，在床边坐下，目光落在林伯年身前那道墙上。那些刻痕已经比三天前多了很多，排列的方式也变了——不像他刚来时看到的那样是零散的符号，而是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阵列。每一条线的长短、间距、方向都像被事先规划好，不是随意落笔。
“你那天不该动手。”林伯年头也不抬地说。
“谁说的？”
“狱霸是这里最蠢的刀。但刀后面有人。”
“谁？”
林伯年停下手里的动作，粉笔尖在墙面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继续移动，在最后一条线上划了一下，形成一道微微弯曲的弧线，像一枚半合拢的括号：“你很快就知道了。”
陈风没再问。他走近一些，看清了那些刻痕，不是数字，不是文字，是一种排列方式——某种他只在古籍里见过的牌谱。每一道线对应一张牌的位置，弧形标记的是花色的走向，短横线标记的是点数的偏差。他认出了一些结构，和周鹤年当年教他的不完全一样，但底层的逻辑相似。“林伯年在教他读一副别人看不懂的牌。”
陈风没有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林伯年说过——有些事不问，能活得更久。陈风记住了这句话。
当天夜里，大约十一点，走廊里再次响起脚步声。不是巡逻的靴声，是更轻的、更谨慎的移动，像是有人故意放轻了脚步。脚步声在他门口停下，门锁响了一声，没有钥匙，是被人从外面拨开的。门推开一条缝，一个人站在外面，穿着灰色制服，但不是狱警。他侧了侧头，示意陈风跟出来。
陈风站起来，没有问。他走出牢房，跟着那个人穿过走廊，经过一道铁门，然后又一道，下了一段楼梯，来到更底层。空气变得潮湿，灯光更暗，墙上没有窗户。他们在一扇没有编号的铁门前停下，那人敲了两下门，然后转身走了。
门从里面被拉开。陈风走进去，看见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监控摄像头。四面墙是水泥，墙角有一盏灯，罩着老式铁皮灯罩，光线下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副牌。
桌子对面坐着一个人。大约五十岁出头，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一种已经被磨钝了但仍然保持警觉的光。他穿着灰色的旧衬衫，卷起袖子，露出小臂上一些旧伤疤。
“坐。”他说。
陈风坐下。
那人开始洗牌，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他把牌分成两叠，交叉，再合拢，重复了三次，然后把牌放在桌子中央，没有发。
“我听说过你。”他说，“林发把你卖了，对吧？”
陈风没有回答。
“在这里，赌的不是钱。”他把牌推过来，“赌的是信息——谁明天会被转监，谁的案子会被重审，谁在外面还有没被冻结的账户。你要是愿意坐在这张桌子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但你也得告诉我一些事。”
陈风低头看了一眼那副牌：“你叫什么？”
“赵明远。”他说，“我死了三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