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三月十一，凤阳又下了一场雨。
这场雨比前几场都要大，从半夜开始下，到天亮时还没有停的意思。王锵起床后站在屋檐下看了一会儿——院子里的青砖地被雨水淋得发亮，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雨水冲刷得翠绿欲滴，墙角那片安宁撒下的花籽已经长到了半指高，细嫩的茎叶在雨水中微微摇晃着。远处的田野笼罩在一片雨幕之中，看不真切，但他知道这场雨对春耕来说是好事——土豆刚出芽，正需要水分，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屋加了一件夹衣，然后撑起一把油纸伞，踩着湿漉漉的青砖地，朝前院走去。
书房里的灯已经点起来了。他坐下来，先把昨天没看完的几份公文批了。批了两份之后，他的目光落在桌角那封昨天傍晚收到的信上——信是张敬之写来的，他已经看过一遍了，但还想再看一遍。张敬之不会无缘无故写长信，他既然写了，就说明有值得细看的内容。
他放下笔，重新拿起那封信，展开来。
张敬之的信写得比平时长不少，字迹也比平时工整些，显然是在一种从容的状态下写的。前半部分说的是庐州春耕的情况——土豆种薯已经全部下种，出芽率在九成以上，农户们都很上心，每天都有人去地里查看长势，有几个老农还自发编了几句顺口溜，什么“土豆种下地，秋来不愁米”，在村里传开了。
后半部分话锋一转，提到了另一件事。王锵的目光在这里停住了。
“下官近日在庐州各县走访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去年推行摊丁入亩之后，百姓的税负确实降了，但有些农户反而比往年更加谨慎，不敢在土地上投入太多。下官觉得奇怪，明明税负降了，为什么反而不敢投入了？于是找了几个老农细谈。
他们的回答大致相同：‘税是降了，但谁知道能降多久？万一过两年又涨回去了，现在投进去的工本不就白费了？’有一个老汉说得更直白——‘我在元朝的时候，也遇到过减税的好事。减了两年，第三年又涨回去了，比减之前还高。后来大明朝换了新皇帝，又减了一次，减了不到一年就又涨了。这回来了个王县令，又减了。谁知道这次能撑多久？’
下官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百姓不是不相信永宁侯，他们是不相信‘好事能长久’这件事本身。被反复盘剥了几十年，他们已经习惯了朝令夕改，习惯了上面的人说一套做一套。要让他们真正相信新政不会变，光靠一纸公文是不够的，需要时间——让他们亲眼看到，一年、两年、三年，政策都没有变，他们才会慢慢放下戒心。
下官把这个现象告诉侯爷，是因为下官觉得，凤阳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侯爷在凤阳做得比庐州更早、更深，百姓对新政的接受度也更高，但这种观望心理，恐怕或多或少是存在的。”
王锵看完信，放下信纸，没有立刻收起来。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那片雨幕中，沉默了很久。
张敬之说得对。摊丁入亩推行之后，百姓的税负确实降了，但很多人并不敢因此就放开手脚去种地、去投入。他们被盘剥太久了，被朝令夕改伤害太多次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任何好事都不敢全信，都要留三分余地，以备随时可能到来的变故。这种心理不是靠一纸公文就能打消的，甚至不是靠一年两年的好年景就能打消的。需要时间，需要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变，他们才会慢慢相信——也许这一次，是真的不一样了。
他把信纸折好，收进抽屉里，然后拿起笔，继续批阅下一份公文。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京城·皇宫·御书房·三月十一·辰时
雨同样落在应天府的琉璃瓦上，顺着屋檐流下来，在汉白玉的台阶上汇成一道道细流。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在石阶上打出细密的水花，又迅速汇入地面的积水中，沿着排水渠流走。
朱元璋坐在御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刚送来的军报——朱棣已经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定于三月十五日出发，出关剿匪。军报写得很简短，措辞也很克制，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如实报告了出发时间、集结地点和行军路线，末尾附了一句“臣当克期出发，不敢延误”。
他看完之后，放下军报，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热的，但他端着茶盏的手没有立刻放下，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琉璃瓦上，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站在下首的朱标等了一会儿，见父亲没有开口，便轻声问了一句：“父皇，燕王那边，要不要派人沿途接应一下粮草？毕竟此次出关路程不短，沿路的驿站和粮仓——”
“不用。”朱元璋放下茶盏，声音不高，但很干脆，“老四在北平待了这些年，对北边的地形比兵部那些人都熟。他自己知道怎么安排粮草，怎么调度民夫。你派人去接应，反而打乱他的部署。”
朱标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朱元璋沉默了片刻，然后又开口说了一句：“标儿，你觉得——老四这次出去，能打多大？”
朱标想了想，答道：“父皇，儿臣以为，燕王此次出兵，目的不在歼敌多少，而在震慑。北元余孽年年春天南下骚扰，边民不得安生。只要能打一仗硬的，让他们知道大明边境不是好惹的，知道大明的藩王是会亲自带兵出关的，至少能保两三年太平。至于能斩首多少级、缴获多少马匹，反倒是次要的。”
朱元璋没有接话，但他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朱标的回答，跟他想的一样。他没有再问北边的事，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一个话题：“户部那份土豆推广的章程，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朱标答道，“昨天下午送到的。儿臣看了一遍，章程写得很详细，从种薯调配到技术指导到验收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看得出郑主事在这份章程上花了不少心思，条款之间衔接得也比较紧密。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有一条儿臣觉得值得商榷。”朱标顿了一下，组织了一下措辞，“章程第七条规定，‘各府县推广土豆所需种薯，由户部统一调配，优先保障原产地留种需求，余量按申请先后顺序分配’。这条规定看起来公平——先保障凤阳的留种，余量再分给其他地方。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离凤阳近的府县如果申请得晚，反而拿不到种薯；离凤阳远的府县如果申请得早，反而能拿到。这样一来，凤阳周边府县的推广进度反而可能被拖慢。”
他说完，没有再多加评论，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
朱元璋听完，没有立刻表态。他端起茶盏又喝了一口，放下之后，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了一句：“章程是人定的，有不合适的地方，可以改。让户部再议一议，把这条改一改。”
朱标躬身应道：“儿臣遵旨。”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他心里清楚——父皇让他“再议一议”，就是把修改权交到了他手里。他可以通过户部的正常程序，把那条“按申请先后顺序分配”的条款调整得更合理一些，而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正面冲突。
京城·魏国公府·三月十一·午后
雨在午时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透下一缕淡金色的阳光，照在湿漉漉的院子里，将积水映成一片片亮闪闪的镜子。屋檐上还在滴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台阶下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一架无人弹奏的古筝，在午后静静地响着。
徐达坐在花厅里，手里端着一杯茶，目光落在门外那棵被雨水洗过的桃树上。桃花已经被前几天的雨打落了大半，只剩下寥寥几朵还挂在枝头，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发焦卷曲，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着，随时都会落下来。地上铺了一层粉白色的花瓣，被雨水浸湿了，贴在青砖地上，像是一幅褪了色的画，颜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了。
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低头喝了一口茶。茶是今年的新茶，入口清冽，带着一股淡淡的豆香，是庐州那边送来的，品质不错。他放下茶盏，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昨天他去曹国公府跟李文忠聊了一个时辰的事，他还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他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不是因为李文忠说了什么惊人的话，恰恰相反，是因为李文忠什么惊人的话都没说，只是在临走前问了一句“你对凤阳那个年轻人怎么看”。
他问了这句话，却没有等徐达回答，就端起了茶杯，做出了送客的姿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是真的想听徐达的答案，而是想让徐达知道——我在关注这个人。至于徐达怎么回答、回答了什么，根本不重要。
徐达在军中几十年，见过的聪明人比大多数人吃过的盐还多。他当然明白李文忠的意思——李文忠在暗示他，有人在把王锵这枚棋子往棋盘中央推。至于这个人是谁、目的是什么，李文忠没有明说，也不需要明说。有些话，点到即止，说透了反而没意思。
他睁开眼，坐直了身子，又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有些凉了，但他没有在意，慢慢咽下去，然后把茶盏放回桌上。他没有叫人续水，就那么坐着，看着门外那棵桃树，沉默了很长时间。
凤阳·县衙·三月十一·傍晚
雨停之后，王锵去了一趟城外的土豆田。
田里的墒情正好，刚下过大雨的土壤湿漉漉的，踩上去有些松软，鞋底会陷进去半寸深。但垄沟里没有积水——赵大柱在雨停之后就带着人把排水沟又清了一遍，每条沟都挖到了硬底，水流得顺畅。王锵蹲下身，用手拨开一株土豆苗旁边的泥土，看了看根部的状态。种薯已经发了根，白色的须根在湿润的土壤中舒展开来，像是一张细密的网，紧紧地抓住周围的泥土。新芽已经从土里钻了出来，嫩绿色的，约莫有两指高了，叶片还没有完全展开，卷成细细的一小卷，但颜色很正，没有发黄，也没有病虫害的痕迹。
长势良好。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把土重新掩好，轻轻地拍了拍，站起身。赵大柱从田埂那头走了过来，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裤腿上沾满了泥，两只袖口也湿了半截，但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笑意：“县尊大人，这场雨下得好！您看这苗，雨前才冒了芽尖，一场雨下来就蹿了两指高！今年这土豆，长得比去年还齐整，出芽率也比去年高！”
王锵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沿着田埂走了一段，蹲下身又看了几株，确认长势一致之后，才直起腰来。远处的田野在雨后显得格外清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润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混合着淡淡的粪肥味——那是农家特有的味道，不算好闻，但让人踏实。几只白鹭在远处的田埂上漫步，不时低下头在泥水里啄食什么。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回到县衙的时候，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雨后的晚霞在天边铺开一片绚烂的橘红色，将县衙的屋檐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他刚走进书房，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但封口的方式他认得，火漆上压着一枚素章，没有任何标记，是刘大的信。算算时间，距离上一封信不过隔了几天，刘大这么密集地来信，说明京城那边的局势正在快速变化。
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展开来。刘大的字迹一如既往地清瘦有力，笔画收得干净利落——
“侯爷见字如面。
今日有两件事须告知侯爷。
其一，户部关于土豆推广的章程，今日在朝会上被提及。太子殿下提出其中‘按申请先后顺序分配’一条有欠妥之处，建议修改。陛下准了，让户部再议。据草民所知，起草章程的郑文忠当时面色如常，没有当场反驳，但散朝后在值房里坐了很久才走，期间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其二，有一件事草民觉得值得留意——徐达今日没有出门。他昨日去了曹国公府，与李文忠谈了一个时辰，今日却一整天没有出门，连府门都没有开过。以草民对徐达的了解，他不是那种会因为一次普通的拜访就闭门不出的人。他不出门，很可能是在想事情。至于他在想什么，草民无从得知。
知名不具。”
王锵看完信，把信纸凑到烛火上点燃。火苗舔舐着纸页，将那些字迹吞没在橙黄色的火焰中。他看着纸页在火焰中卷曲、发黑、碎裂，化成一撮灰烬，然后伸手拨了一下灰烬，确认每一个字都被烧干净了。
朱标在朝会上提出了那条“按申请先后顺序分配”的问题，朱元璋准了修改——这意味着户部章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被及时消除了。郑文忠在值房里坐了很久才走，说明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他无法公开反对——因为反对修改，就等于反对太子。这一局，朱标替他挡下了。
而徐达闭门不出——这件事他暂时还看不透。徐达昨日去见李文忠，今日就闭门不出，这两件事之间显然有关联。但徐达是军方元老，他的行为举止不是王锵能左右的，也不是他能打探的。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要在这种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他把烧尽的纸灰拨散，然后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了窗户。雨后的晚霞已经渐渐暗下去了，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余光，像是一条正在熄灭的炭火。院子里的空气湿润而清凉，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还有远处谁家厨房里飘来的晚饭香气。
凤阳·县衙后院·三月十一·夜
安宁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封信。信是今天傍晚收到的，马皇后的回信。信封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标记，只有“安宁吾儿亲启”几个字，字迹端庄温和，一看就是母后亲笔。
她拆开信封，抽出信纸，展开来。马皇后的字迹一笔一画都很稳，跟她的人一样，不急不躁——
“安宁吾儿：
来信收到。雄英发烧的事，我知道了。你说得对，他在宫里的时候很少生病，到了凤阳之后反而接连病了两回。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了。
但你要记住——孩子生病，是常有的事。雄英在宫里的时候很少生病，是因为宫里照顾得太过精细了，冬天怕他冷着，夏天怕他热着，出门怕他摔着，进门怕他磕着，反而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在凤阳，他下地、晒太阳、跑跑跳跳，接触的人和事都比宫里多，身子骨反而会比在宫里的时候更结实。发一次烧，只要退得快，不是什么大事。
你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雄英，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孩子越娇惯，越容易生病。你在凤阳，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就行，不用过分紧张。
母后字。”
安宁看完信，沉默了片刻，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母后说得对——孩子越娇惯，越容易生病。雄英在宫里的时候，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反而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在凤阳，他下地、晒太阳、跑跑跳跳，身子骨反而会比在宫里的时候更结实。发一次烧，只要退得快，就不是什么大事。
她把信收好，站起身，走出房间。廊下的灯笼已经点起来了，昏黄的光在湿漉漉的青砖地上铺开一小片暖色。她经过雄英房间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没有咳嗽，也没有翻来覆去的声音。她在门口站了片刻，没有推门进去，放轻脚步走了过去。
京城·皇宫·坤宁宫·三月十二·辰时
一夜过去，雨后的天空格外清透。马皇后坐在窗下，手里拿着一卷书，但没有在看。她在想雄英的事。
昨天她给安宁写了回信，信上说得轻松，但她心里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雄英是她的长孙，是她一手带大的孩子，从会走路会说话开始就一直在她眼皮底下。去年王锵提出要带雄英去凤阳的时候，她虽然嘴上支持，心里其实是担心的。但雄英是皇长孙，是未来的储君，不能一直养在深宫之中，不知道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让他去凤阳，跟着王锵学一些在宫里学不到的东西，对他的将来有好处。
她在想另一件事——雄英的老师是王锵。王锵在凤阳做得很好，把雄英也教得很好，这是事实。但孩子生病这件事，会不会成为某些人用来攻击王锵的借口？如果有人拿雄英在凤阳生病做文章，说王锵照顾不周，那王锵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辩解也不是，不辩解也不是。辩解了，显得心虚；不辩解，就等于默认了照顾不周。
她放下书卷，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叫来一个宫女：“备纸笔。”
宫女应了一声，很快端来了文房四宝。马皇后拿起笔，在砚台上蘸饱了墨，铺开一张信纸，开始写信。她写得不快，每一笔都很稳，但比平时少了几分从容——
“标儿：
雄英前些日子在凤阳发了一场低烧，退得很快，现在已经好了。这事我没有告诉你父皇，你也不要说。孩子在凤阳下地、晒太阳、跑跑跳跳，身子骨反而会比在宫里的时候更结实。发一次烧，只要退得快，不是什么大事。
但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如果有人拿雄英在凤阳生病做文章，你要替永宁侯挡一挡。他不是照顾不周，是雄英在凤阳接触的人和事比宫里多，反而更容易锻炼身体。这个道理你我都明白，但有些人未必明白，或者假装不明白。
你心里有数就好。
母后字。”
她写完之后，放下笔，把信纸拿起来吹了吹墨迹，折好，装进信封。她用火漆封好口，没有盖任何印章，然后叫来一个可靠的宫女，让她送到东宫去，亲手交给太子殿下。
宫女接过信，行了一礼，转身快步走了出去。马皇后坐在窗下，看着宫女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然后收回目光，重新拿起那卷书，翻到刚才看的那一页。但她没有在看——她的目光落在书页上，却没有聚焦，像是在透过那些字看着更远的地方。
凤阳·县衙·三月十二·清晨
雨后的凤阳，空气清冽得像被水洗过一样。天空蓝得透明，没有一丝云。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屋顶上，蒸腾起一层淡淡的水汽，让整个县城的轮廓都变得柔和了几分。
王锵起了个大早，换了一身旧衣裳，蹲在县衙后院那块小菜地边上看了看墒情。地里的水分刚好，不干不涝，他伸手捏了一把土，松开手掌，土团松散适度，既不成块也不散成粉末。这块地去年种了一季土豆，今年打算让它轮休一季，种上荞麦。荞麦生长期短，不挑地，还能改良土壤，秋天收了之后正好翻压做绿肥。
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站起身，朝前院走去。
上午没有什么紧急的事。他坐在书房里，把张敬之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开始写回信。他先感谢了张敬之的提醒，然后说凤阳这边也确实存在同样的问题，他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想办法。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想了想，又加了一段话：
“关于百姓观望心理一事，下官以为，这不是庐州或凤阳独有的问题，而是多年积弊留下的后遗症。要治好这个后遗症，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时间。让新政一年、两年、三年不变，让百姓亲眼看到减下去的税不会涨回去，分到手的田地不会被收走，他们自然会慢慢放下戒心。
在此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做、少说。让地里的收成替我们说话。”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然后装进信封，叫来一个差役，让他送往庐州。
凤阳·县衙·三月十二·午后
李景隆从河堤上巡查回来了。他今天一个人去的，没有带随从，在堤上走了一个来回，把每一段都仔细看了一遍。他进了书房，把记录本放在桌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放下杯子，用袖子擦了擦嘴角。
“侯爷，河堤巡查完了。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上周那场雨之后，水位涨了一些，但离警戒线还远得很。堤身没有裂缝，石料没有松动，三合土也没有剥落。赵大柱今天也带人去看了一遍，跟我说的差不多。”
王锵接过记录本翻了一遍，然后还给他。
李景隆接过记录本，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走。他站在那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了一句：“侯爷，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你说。”
“土豆产量这么高，一亩地能收将近两千斤，比种麦子、种稻谷强了好几倍。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地都种上土豆？为什么还要种麦子、种稻谷？如果全县的地都种土豆，那能收多少粮食？够全县百姓吃好几年吧？”
王锵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之后，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因为人不能只吃土豆。”
李景隆愣了一下。
“土豆产量是高，但天天吃土豆，谁也受不了。偶尔吃几顿还行，连续吃一个月，看到土豆就想吐。”王锵放下茶碗，“而且土豆不能久放，存到春天就会发芽，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吃。麦子和稻谷晒干了可以存好几年，只要不受潮、不生虫，存三五年都没有问题。粮食是根本，土豆是补充。有了土豆，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会饿肚子；但要让百姓真正吃饱饭、吃好饭，还得靠麦子和稻谷。”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我们在凤阳种土豆，不是为了用土豆代替粮食，而是为了让百姓在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有东西可以补上。等以后粮食产量也提上来了，地力也养好了，土豆就可以慢慢退回到补充的位置上。主粮是主粮，杂粮是杂粮，不能本末倒置。”
李景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我明白了。土豆是救急的，麦子和稻谷才是长久的。”
“对。”
李景隆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京城·皇宫·御书房·三月十二·申时
朱标坐在御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封刚收到的信——马皇后写来的。信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是母后宫里的宫女亲手送到东宫交给他的。
他把信看完，沉默了片刻，然后把信纸折好，收进袖子里。母后在信中提到的事，他记下了。雄英是皇长孙，也是他的嫡长子。雄英在凤阳跟着王锵学习，他是支持的，也一直在关注着。雄英生病的事，安宁在信里告诉母后，母后又告诉他——这条信息链条是合理的，也是母后信任他的表现。
如果有人拿雄英在凤阳生病做文章，他会替王锵挡一挡。不用公开表态，不需要跟任何人争论，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适当的话——比如，“孩子在凤阳跑跑跳跳，比在宫里的时候结实多了”——就足够了。有些话，说多了反而引人注意，点到即止最好。
他放下信，继续批阅桌上的奏折。批了几份之后，他停下来，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琉璃瓦上，沉默了片刻。北边的战事、户部的章程、凤阳的新政、雄英的健康——每一件事都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遍，然后他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放好，重新低下头，继续批阅奏折。
凤阳·县衙·三月十二·傍晚
傍晚的时候，朱柏从公学回来了。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先去了王锵的书房。
“姐夫，今天下午我跟沈默聊了一会儿。”朱柏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手里拿着的几页纸放在桌上，“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他在庐州府学的时候，曾经跟一个从凤阳回去的学生聊过天。那个学生说，凤阳的摊丁入亩好是好，但他家里还是不敢多种地，怕政策会变。”
王锵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笔，看着朱柏，等他继续说下去。
“沈默说，他觉得这不是凤阳独有的问题。他说在庐州也是这样——百姓被盘剥惯了，不相信好事能长久。他在庐州府学的时候，曾经跟几个来府城卖菜的农户聊过天，那些人的说法跟凤阳那个学生说的几乎一模一样。”朱柏的声音不高，但说得很认真，“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县衙出告示是不够的，需要有人去村里、去田头，一家一户地跟他们说清楚——政策不会变，让他们放心种地。他还说，如果县衙需要人手，他可以帮忙。”
王锵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桌上那几页纸上——那是沈默写的一份建议书，关于如何消除百姓观望心理的具体办法。他伸手拿起来，翻了几页，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每一条建议都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不是空谈。
他放下建议书，说了一句：“这个沈默，能做事。”
朱柏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起身出去了。
王锵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目光落在跳动的烛火上。张敬之在信里说过同样的话，沈默也说了同样的话——这说明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不止凤阳有，庐州也有。百姓不相信好事能长久，这是多年被盘剥留下的后遗症。要治好这个后遗症，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时间——让新政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变，他们才会慢慢相信。
他拿起沈默写的那份建议书，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角，准备明天再细看。
他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坐了片刻。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书案上铺了一层银白。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推开房门。夜风迎面而来，带着春天泥土和草木的气息，还有远处田野里土豆苗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的声音——那是今年春天种下的希望，正在一步一步地长大。
他站了片刻，然后轻轻关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