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兆香出事那天，是1961年的正月里。
年还没走远，村子里的鞭炮屑早就被风吹干净了，地上只剩下冻得硬邦邦的泥。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灶台上还挂着几刀腊肉，门框上贴着红对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炮仗炸过之后的硫磺味。今年什么都没有。
对联是旧的，腊肉更是想都别想。除夕那天宁兆香把攒了大半个月的白面拿出来，掺了一半玉米芯子粉，捏了几个窝头，又熬了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这就是年夜饭。弟弟端着小碗喝得呼噜呼噜响，喝完还问姐姐还有没有。宁兆香没回答，把自己的半个窝头掰了一半塞给弟弟，另一半搁在灶台上，留给刘绍业。
弟弟已经懂事些了，有时候姐姐不说话，他也就不问了。只是宁兆香经常在夜里听见弟弟在梦里咂嘴，像是在梦里头吃东西。
正月初六，生产队里分下来了新任务——往公社送粪肥，一个劳力三担，完不成的扣工分。队里的人都在忙这个事，挑着担子从村里往公社走，走一趟四五里地，来回就是十里。男人们挑大担，妇人们挑小担，人人都绷着脸不说话，扁担压在肩膀上一颤一颤的，咯吱咯吱响，像是什么东西在骨头缝里磨。
宁兆香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后仰着，每迈一步都要稳一稳。老陈头天晚上专门来了一趟，蹲在屋门口说了句：“兆香，恁就别去了，那三担粪肥俺让王老六替你挑了。”
可宁兆香一大清早还是去了。她不是逞能，她是怕。怕别人说她仗着肚子偷懒，怕落下话柄，怕队里以后分东西的时候拿这个说事。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给人落下话柄——嫁了个成分不好的男人，她已经比旁人矮了半截，要是再让人说她仗着怀孕就不上工，往后在村子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不光为自己争这口气，也为刘绍业争。她要让村里人看看，嫁了地主的宁兆香不是娇气的女人，她能干活，她能扛，她跟任何人的媳妇都一样硬气。
她到队上的时候，管记分的人看见她挺着个大肚子还来挑担，愣了一下，说：“兆香，恁这……恁回去吧。”
宁兆香笑了一下，说：“俺中，挑不动三担挑两担，两担挑不动挑一担，总不能白吃。”
她挑的是最小的那一担，两边筐里装的也不满。可就是这小担，压在她肩上走起来也费劲。她走了两趟，觉着还行，肚子里的孩子踢了她两脚，她站住歇了歇，又继续走。第三趟的时候，走到半路，扁担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从肩上滑了一下，她伸手去抓，身子往旁边一歪，脚下的泥地又滑，整个人一下子就栽倒在了路边的土沟里。
她倒下去的时候本能地拿手撑了一下，没摔着肚子，可那担子翻了，粪肥泼了一地。她趴在沟里，脸上溅了泥，挣扎着想站起来，手撑着地使了几回劲都没撑起来，肚子忽然一阵一阵地疼，那种疼跟她平日的疼不一样，是往下坠的疼，扯着腰、扯着肚子、扯着浑身每一根骨头往下拽。
旁边的妇人赶紧跑过来扶她。她低着头，不让人看她的脸，嘴里说着“木事，木事”，可声音抖得厉害。那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发出来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硬撑着，把回去的那段路走完了，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刃上滚。回到屋前，她扶着那根拴在椿树上的麻绳蹲下去，一蹲下去就起不来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裤子，裤子上洇了一片暗红。
那一声喊是她娘发出的——她娘刚好从屋里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女儿蹲在地上起不来，盆咣当摔在地上，水泼了一地。她娘跌跌撞撞地冲过来，小脚跑不快，裹过的脚尖点在泥地上像两枚锥子，边走边哭：“你干啥要去挑——叫你别去你非去——快躺下——快躺下孩子怕是留不住了……”
宁兆香被她娘连拖带拽地弄到床上躺下，血已经止不住了。她躺在蓝格子床单上，那床单是她结婚那天铺的，洗了两年已经褪了色，边角上磨出了几道小口子。她身子底下垫了几块旧布，血透过蓝格子，洇成深褐色。
弟弟吓得躲在屋门后面一动不动，她娘哄着他让他别过去。
村里有经验的老妇人被叫来了，进门看了一眼，就出去了。在屋外压低声音跟她娘说了一句话，她娘当场蹲在门槛上哭了。
孩子没了。是个男娃。
这个消息被托人一路送到了荆紫关派出所。刘绍业正在办公室写材料，一个同事进来拍了拍他肩膀，递给他一张纸条。他接过纸条扫了一眼，手里的笔落在纸上，滚了一道墨痕。他站起身来，椅子往后推得咯吱一声响，什么都没说，嘴唇抿成一条线，脸比平时还平静，只是出办公室的时候撞到了门框，咚的一声闷响，他也没觉着疼。
从荆紫关到魏家榨的那十几里山路，他是跑着回去的。那些路他平日走着觉着长，今天觉着怎么走也走不到头。他的帽子跑掉了也没捡，头发被汗浸得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有人在半路看见他，喊了一声“绍业”，他没应，也没停，就那么直直地往村子的方向跑。
可是还是迟了。
他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跑到屋前，身子撞开虚掩的木门，一眼看到屋里那盏煤油灯昏黄的光，忽然停下了。
他站在屋前喘着粗气，两条腿像是灌了铅，迈不动了。他不敢进去。这个在被国民党关过十天、拿皮带抽拿枪托砸都没掉过一滴泪的人，这个跟着排长在山里打游击风里雨里没皱过眉的人，这个在单位里把“地主”帽子扣在头上咬了八年牙没吭一声的人，站在这扇破旧的木门外头，不敢迈脚。
他怕看见宁兆香的脸。
他记得宁兆香刚怀上的时候，她坐在屋前搓苞谷，忽然抓着他的手按在她肚子上，笑着说：“恁摸摸，在动。”他摸到了那一下一下的动静，当时脸上没表情，晚上躺在蓝格子床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到半夜忽然坐起来，对着黑漆漆的屋子咧了一下嘴角。他甚至想好了娃的名字，想了一宿想出来俩字，写在一张纸条上，藏在床板底下。可那张纸条，再也用不上了。
现在这间屋子里头没有那个会动的肚子了。
他在屋外站了许久，久到夜风吹透了他的单衣，他才慢慢地推门进去。
宁兆香躺在床上，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上没一点血色。她已经不哭了，眼睛睁着，看着头顶上那根房梁，目光空洞洞的，脸上没有表情，像是哭干了，又像是还没从那个噩梦里醒过来。她娘坐在床沿上，掖了掖被角，看见刘绍业进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摇了摇头，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把衣领洇得深一块浅一块。
继父坐在门槛上，把烟袋锅子磕得梆梆响，嘴里念叨着：“她就是不听……她就是不听……”念叨了几遍，自己也说不下去了，把脸埋在手里，背弓着，半天没动。
刘绍业一步一步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来，把宁兆香的手从他身侧轻轻拿起来，放在自己手心里。那只手冰冰凉，怎么捂都捂不热。他想说点什么，可他那张嘴，好话不会说，赖话也不会说，在单位里写了八年材料，此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握着她的手坐了一夜。煤油灯里的油烧干了，自己灭了。屋子里只剩下一片漆黑，和她偶尔从嗓子眼里漏出来的一声吸气——不是哭，是那种喘不过气来又不得不喘的气。
第二天天亮，宁兆香忽然开口了。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来是她。
“俺以前教过一个娃……”她的眼睛还是看着房梁，嘴唇翕动着，“家里遭了难，爹顾不上他，娘也走了。他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不跟人说话。俺问了好久才问出来，他说他不想活。”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嚼这句话。
“俺那时候跟他说……活着总有盼头。”
她把脸转过来，看着刘绍业，眼泪忽然从眼角无声无息地淌下来，顺着太阳穴流到耳朵里。
“绍业，俺咋没盼来呢？”
这话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从刘绍业的心口窝一点点往里捅，不快，但钝疼。他一个字也答不上来。他张了张嘴，又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把头低下去，把她的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身子微微发颤。
宁兆香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天里她几乎没吃东西，娘把稀粥端到床前，她看了一眼就把脸扭到墙那边去了。不是不饿，是咽不下去。
继父还是每天照样下地上工，不过他每天出门前会在灶台上搁两个红薯，也不说是给谁的，搁下就走。宁兆香知道那是给她搁的，可她吃不下。
到了第四天，她才勉强扶着墙坐起来。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突着，眼睛深深地陷下去。蓝格子床单已经换过了，她娘把那床带血的床单拿到河边去洗，蹲在青石板上捶了整整一上午，洗到一半蹲不住，手里攥着棒槌低着头呜呜地哭起来。河水哗哗地淌着，把那哭声淹没了。
宁兆香在屋里一个人坐着，透过那扇破了一角窗纸的窗户，看着屋后那棵枣树。枣树光秃秃的，枝杈戳着灰蒙蒙的天，像是无数根干枯的手指头。她忽然觉着，她的命就像这棵枣树——结过枣子，又被人都摘光了，剩下光秃秃的枝杈戳在那儿。
她坐了一会儿，扶着墙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灶台前。那扇被推回床底下的皮箱还在，露出一截边角。她没去碰，只是从灶台上拿起一个碗来，又从陶罐子里摸出几个干瘪瘪的红薯，切成几截，搁在锅里添上水，点着了灶膛。火苗子呼地一下蹿起来，照得她半边脸通红。
她把锅盖盖上，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站在灶台前。脊背还是挺得那么直。
锅里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红薯的甜香味从锅盖缝里飘出来，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她看着那锅热气，忽然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眼睛。
她转过身，把门推开。外头的光亮猛一下涌进来，刺得她眯了一下眼。
刘绍业请了三天假，一步也没离开那间茅草屋，劈了足够烧半个月的柴，挑了满缸的水，把屋前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把破了的窗棂重新钉了一遍。但他还是不敢看她，他怕在她眼睛里看到自己不敢看的东西。每天他把饭端到她面前，给她捞稠的，自己喝稀的。
他走的那天早晨，给宁兆香留下了一个布包袱，里头包着两斤细粮，是他去粮站求了半天才换来的。宁兆香接过包袱，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将包袱递到她手里的时候，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兆香，苦了你了，俺……”他停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声音低了下去，“俺对不起你。”
宁兆香看着他，嘴唇抿了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她背着弟弟，站在屋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走远。他从前走路脊背是直直的，现在有些微佝。
她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她想喊他一声，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她转过身进了屋，把那个布包袱搁在柜子里，关好柜门。然后背上弟弟，拿上锄头，又朝队里去了。
日子还要接着过。
她已经没了一个孩子，不能再没了这个家。
田埂上，她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风吹过来，把她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她抬头看了一眼天，天还是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像是要下雪，憋着一股劲儿迟迟不肯放。
她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