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的夏天来得迟。立夏过了好些日子，早晚的风还是凉飕飕的，河边的芦苇倒是绿了，密匝匝地挤在水边上，风一吹沙沙地响。

宁兆香又怀上了。

这一回她倒是想小心来着。她娘隔三差五就过来念叨，说你这身子不能再像上回那样糟践了，得养着。宁兆香嘴上应着，手里的活计一样也没落下。不是不想养，是没法养。弟弟四岁多了，正是满地跑的年纪，一眼看不住就能闯出祸来。家里两张嘴等着吃，刘绍业那点工资掰成几瓣也不够花，她不挣工分，年底分粮食的时候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所以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地里的活也一天没少干。

割麦子的时候弯不下腰，她就跪在地里割。膝盖跪在硬邦邦的土坷垃上，跪得青一块紫一块，她也不吭声。旁边一块干活的妇人看不下去，说：“兆香，你歇歇吧，俺帮你割两垄。”宁兆香抬起头来笑一下，说“木事”，低下头继续割，镰刀在麦秆上一拉一拉，节奏稳稳当当的。跪累了就侧着身子坐一会儿，坐累了再换个姿势跪着。队里分的活计是按垄算的，没人能替她干完，她也不指望别人替。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欠了人情就矮人一截，她不想矮。

掰玉米的时候背上背着弟弟——弟弟哭得厉害，放在家里没人看，她就用布带把他绑在背上。肚子在前面，弟弟在后面，整个人被两头夹着，掰玉米的动作比平时慢了好些。玉米叶子划在脸上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细血口子，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她拿袖子擦一把脸，又继续掰。别人掰完一垄的时候她才掰了半垄，她就晚收工，天擦黑了还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管记分的王老六站在地头上喊她：“兆香，回去做饭吧，娃饿了！”她应了一声，从玉米地里钻出来，头发上挂着碎玉米叶子，脸上的汗一道一道的。

回到家她也歇不了。灶台前蹲下去生火，肚子窝得难受，她就侧着身子蹲，一只手往灶膛里塞柴火，一只手撑着地。弟弟在门槛上坐着，饿了也不哭，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她。她知道弟弟懂事，可这份懂事让她心里更酸。

有一回在地头上，老陈看见她挺着个大肚子还背着弟弟在锄地，把她叫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兆香，你这样不行。你要是有个好歹，你男人咋办？”

宁兆香拄着锄头站了一会儿，说：“支书，俺知道。可俺不上工，年底分的粮不够吃。俺就是这命，闲不下来。”

老陈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两根红薯干塞给弟弟。弟弟接过去，先递给宁兆香，宁兆香摇了摇头，弟弟才放到嘴里啃。

到了八月里，孩子落地了。

是个女娃。

那天正赶上队里分早玉米。刚收的玉米棒子在晒场上堆成了小山，会计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社员们排着队，布袋口袋摊了一地。宁兆香就在这一天，在里屋疼得死去活来。

接生婆把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宁兆香已经疼得浑身上下没一丝力气了。可她还是撑着把脖子仰起来，看了一眼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小女娃哭得响，手脚乱蹬着，浑身红通通的。宁兆香看了一眼，嘴角往上翘了一下，那笑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真心实意的欢喜。

她娘在旁边坐着，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喜是愁，只是拿袖子擦了擦眼角，嘴里念叨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消息传得快。第二天一早，河边洗衣裳的妇人们就议论开了。

“听说兆香又生了个丫头。”王婶把棒槌往石板上搁，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嘴角那一丝笑意，“头一胎掉了，这一胎还是个丫头。这命，啧啧。”

张桂兰在旁边接话，嗓门比王婶还大：“可不是嘛。俺早就说了，她那个人要强有啥用？生不出男娃，要强给谁看？她男人成分又不好，往后连个顶门户的都没有，这一家子算是完了。”

旁边几个妇人低着头吃吃地笑。有人拿胳膊肘捅了捅旁边的人，挤眉弄眼地说：“念了师范又咋样？站过讲台又咋样？还不是生不出儿子。”

“就是。那刘绍业也是个命苦的，成分不好也就算了，连个儿子也捞不着。”

“捞不着也好，省得生了儿子还是地主成分，到头来跟他爹一样抬不起头。”

这话说得刻薄，几个妇人却笑得更响了，棒槌声都稀了下来。

宁兆香的娘蹲在河边的另一头洗衣裳，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朵里。她把棒槌攥得紧紧的，手背上青筋都暴起来了，可她没吭声。她一个裹小脚的老婆子，在村里本来就说不上话，替闺女争也争不过这些人。她只是把衣裳捶得啪啪响，像是在替闺女出气。

继父的态度倒是平平淡淡的。宁兆香生下景玲后那几天，他照常下地上工，回来往门槛上一坐，抽他的旱烟。她娘跟他念叨说兆香又生了个闺女，继父嗯了一声，烟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半天才说了一句：“闺女就闺女吧，养大了也是一口人。”那语气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就像是在说今天地里的苞谷长得还中。他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事都不冷不热的，宁兆香早就习惯了。

刘绍业是第二天才赶回来的。他进了门，浑身是土，帽子上也落了一层灰，一看就是连夜赶回来的。他在床边站了很久，看着那个裹在破棉布里的小女娃，手在裤缝上擦了好几回，才小心地伸出一根手指头碰了碰她的脸。

宁兆香靠在枕头上，看着他，说：“恁给娃取个名。”

刘绍业没马上应声。他搬了条小凳子坐在床边，低着头想了好一会儿。他想了许多名字，在肚子里翻来覆去地掂量，最后抬起头来，说：“这一辈是景字辈。叫景玲吧。刘景玲。”

“景玲。”宁兆香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好听。”

刘绍业见她点头，嘴角往上翘了一下。那笑不大，可是从眉梢眼角漫开来，看着踏实。他没问她村里人说了啥，她也没说。两个人就这么一个躺着，一个坐着，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呼呼地睡，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窗户纸外头风吹着麻绳上的衣裳发出的扑扑声。

还没等满月，宁兆香就又下地了。她把景玲背在背上，弟弟跟在她身后自己走。村里人见了，当面不说什么，背后的话却更难听了。

“恁看她又下地了，背着一个，牵着一个，肚子里怕是又惦记着生下一个。”

“生再多有啥用，丫头片子，赔钱的货。”

这话传到宁兆香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灶台前做饭。她把锅盖往锅上一搁，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枣树上的枣子已经红了，她伸手摘了一颗搁进嘴里，嚼了嚼，把核吐出来。甜。

她就这么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屋，把锅盖掀开，拿勺子搅了搅锅里的粥。

日子照旧。

刘绍业还是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家，有时一个多月才回一趟。他的鞋坏得最快，跟着领导下乡，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一个月走的路够普通人走好几个月。宁兆香记不清给他做了多少双鞋，针线盒子里永远搁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家里攒的破布都拿来做鞋了，实在找不出像样的布料，她就拆自己的旧衣裳。有一回拆了一件从师范带回来的半新蓝布衫，那是她最后一件像样的衣裳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剪刀。

有一天晚上刘绍业回来，宁兆香照例烧了热水端到床前让他烫脚。她蹲下身子想帮他把裤腿卷一卷，手刚碰到他的脚踝，他刷地就把脚缩回去了。那动作很快，不像是惊吓，也不像是疼，倒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不是愤怒，就是纯粹的不适应。

宁兆香抬头看他，他脸上有些窘迫，含含糊糊说了句“俺自己来”。宁兆香没说什么，站起来把擦脚布放在他手边上，转身去收拾灶台了。

她以为是他不习惯被人伺候，以后多端几次就好了。可是以后也没有习惯。隔了个把月她又试了一回，他还是缩。她就不再试了。她想他大概就是不喜欢被人碰脚——一个人独了那么些年，风里雨里都是自己管自己，身子变成了一座庙，谁都进不来。她不怪他，只是每次烧好热水就把盆放在他面前，擦脚布搭在凳子上，让他自己来。

这毛病，他一辈子也没改。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河里的水流着流着，就流到了一九六六年。

这年秋天，上头来了消息——丹江口修大坝，魏家榨整个村子都得搬迁，迁到湖北祥瑞去。

消息是老陈带回来的。那天傍晚他从公社开会回来，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去了宁兆香家。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旱烟，一句话也不说，烟锅子磕得门槛梆梆响。

宁兆香正坐在小凳子上搓苞谷，景玲在她脚边爬来爬去，弟弟趴在床沿上写字。她看了老陈一眼，问：“支书，出啥事了？”

老陈狠狠抽了一口烟，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开口了：“上头定了，丹江口修大坝，咱们这一片都得淹。整个村子，不单咱魏家榨，河两岸十几个村子，全得搬。说是两年内全部迁完。”

宁兆香手里的苞谷掉了一颗，滚到地上，被景玲捡起来往嘴里塞。她把苞谷从孩子手里轻轻拿走，看着老陈，愣了好一会儿。

她活了二十多年，淅川这块地界，这道河，这面山，就是她的全部天地。小时候跟爹住在镇上的青砖房里，爹没了跟娘回到这村，嫁了人又在这村西头盖了这间茅草屋，一步都没离开过。现在说搬就要搬了。

“村里人都知道了？”

“马上都得知道。”老陈站起来，把烟袋别回腰里，脸上露出一种宁兆香从没见过的疲惫，“你是没见今天公社那个阵仗。文件一念，底下的人全炸了。老一辈的说死也不走，年轻的说走了地咋办。俺当了这么些年支书，头一回觉着嘴笨。”

老陈走了以后，宁兆香坐在门槛上，把景玲抱起来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远处那道灰蒙蒙的山梁。心里头翻腾着，面上却安静得像一潭死水。

消息传开以后，村里就炸了锅。

公社派下来的移民工作队到了，挨家挨户做动员，讲政策，讲安置，讲新地方有多好。可是村民们不买账，工作队的人前脚走后脚就有人骂。到后来每回下乡，工作队都得带上派出所的人陪着。

刘绍业就是那个陪着的。作为派出所民警，他被抽调进了移民工作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跟着工作队挨家挨户地走。讲政策讲到嗓子冒烟，劝人劝到口干舌燥。难的不是说话，是看那些脸。

李会计蹲在自己家门口，把工分本子摊在膝盖上，说这账还没算完呢，说走就走。马瘸子腿不方便，坐在院墙上不下来，问湖北的地平不平，他这条腿还能不能下地。刘绍业一家一家地走，每一家都认得他，每一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有人说“绍业你是公家人，你给俺们说句实话”，有人什么也不说只是把头扭到一边去。

他每天晚上回到所里，还得写汇报材料。写着写着他就会停笔，看着窗户外头那棵老槐树发呆。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枝头上摇摇欲坠。

难的不光是做思想工作。村里有些人的火气没处撒，就把账算到了刘绍业头上。有人说他早就知道搬迁的事，瞒着大家；有人说他是公家的人，到了湖北照样吃公家饭，哪管地里刨食的人死活。有一回张老四喝醉了酒，跑到宁兆香家门口砸门，嚷着要找刘绍业算账。宁兆香挺着肚子站在门口，硬是把人给说走了。

但最让宁兆香心里发堵的，倒不是这些。

搬迁的消息传开后，有一天继父上门来了。

他从不上门的，有什么事都是她娘过来传话。这回他自己来了，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的烟，闷着头不说话。宁兆香也不催他，把景玲放在床上，自己去灶台前揉面。

过了好半晌，继父把烟锅子磕了磕，开口了：“要搬了。”

宁兆香手上的活计停了一下，又继续揉：“嗯。”

“湖北是个啥地方，俺也不球知道。”继父顿了顿，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娘那双腿你也知道，裹小脚，走不了远路。到了新地方，人生地不熟，挣工分怕是更不行了。”

宁兆香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没接腔，继续揉面。

“你弟弟——今年七岁了。”继父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在交代一件公事，“俺寻思着，你娘挣不了工分，俺一个人也养不了他。你这边绍业是吃公家饭的，好歹有个活钱。弟弟就跟着你们过吧。”

宁兆香停了手。她转过身来看着继父，继父低着头，不看她。

“爹，俺自己有景玲，肚子里还有一个。绍业那点工资你也知道，一家人嘴都糊不住。”

继父把烟锅子往地上一磕，站起身来：“俺养你这么大，供你念书，花俺多少钱？现在让你养你弟弟几年，你就不愿意了？俺又不是把他扔给你不管了，等他在湖北安顿下来，能挣工分了，俺再接回来。”

宁兆香站在灶台前，手上还沾着面，心里头翻腾得厉害。她看着继父那张脸，想起自己每回交学费前那半个月拼命干活的日子，想起他嘴上骂着“赔钱货”手上却把钱拍在桌上的样子。她欠他的，这是实话。可是弟弟——她看着门槛上坐着的那个小身影，从满月就到了她身边，一口一口喂大的，早就跟她自己的孩子一样了。她不是不想养，是养不起。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来。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沓纸条，皱皱巴巴的，有些边角都磨毛了。她把这沓纸条往继父面前一递。

“爹，你看看。”

继父接过去，眯着眼看了几张。那些纸条上写的字歪歪扭扭，有写“今借到王老六一角”的，有写“今借到赵大娘五分”的，有写“今借到李会计两角”的。一张一张的，都是借条。金额不大，全是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借的。

“这是这几年俺借的钱。”宁兆香的声音平平静静的，“绍业的工资掰成三份——一份给他老家的弟弟，一份给俺娘，剩下一份养活这一家子。俺每个月都借钱，借了还，还了又借。这个月借王婶一角，下个月发了工资还了，月底又得借。俺当了这么些年民警的媳妇，屋里头连个像样的腌菜坛子都买不起。”

她说着说着声音也没拔高，可语气里有一股子压都压不住的东西往上翻。

“绍业他成分不好，在单位里头处处低人一头，熬了这么些年，工资还是最低那一档。他那件蓝布褂子穿了八年了，补丁摞补丁，俺想给他扯件新的都扯不起。爹，你知道不？”

继父拿着那沓借条，半天没说话。他把借条还给了宁兆香，烟锅子在门槛上磕了又磕，站起身来走了。走到院门口，扔下一句话：“反正你弟弟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宁兆香站在屋里，手里攥着那沓借条，攥得指节发白。弟弟从外头跑进来，仰着脸看她，问：“姐，爹来找你干啥？”

宁兆香蹲下身子，把弟弟的衣领正了正，说：“木事。爹就是来看看你。”

弟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跑到院子里追蚂蚱去了。宁兆香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像是有两股绳子在往两头拽。一头是这些年的情分，这娃娃从小就长在她背上，她背着他下地、洗衣裳、赶集，他学会的头一个字不是“爹”是“姐”。另一头是眼下的日子——景玲一个，肚子里一个，再加一个，四张嘴。她拿什么喂？

那天晚上刘绍业回来，宁兆香还是把这事跟他说了。她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把继父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手里的活计没停，声音也平平的。

刘绍业坐在床沿上，听完了，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就带。”他说。

宁兆香手里的活计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弟弟就是俺弟弟。”刘绍业的声音不高，像是在说一件本来就不用商量的事。

宁兆香没马上接话。她知道刘绍业为什么说这话——他自己也有个弟弟，一个人留在老家吃百家饭长大。他不敢回家看弟弟，却把这些年的工资一份一份地托人捎回去。他自己的弟弟没能在身边长大，大概是他心里头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她弟弟到了眼前，他不忍心把这个娃娃也推出去。这份心，她懂。

可懂归懂，日子是实打实的。

“绍业，你知道多一口人是多大的开销不？”她把借条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放在他面前，“你看这个。”

刘绍业拿起那沓借条，一张一张地翻。煤油灯的光晃晃悠悠的，照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上。他看了很久，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他把借条放下，说了一句：“俺以后少往老家捎点。”

宁兆香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她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在滴血。他那个弟弟，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没人问，他这些年省吃俭用往老家捎钱，就是为了让弟弟能活下去。现在他说少捎点，那就是从弟弟嘴里往外抠粮食。

“不用。”宁兆香把借条收起来，重新拿起鞋底，“你该捎多少还捎多少。你弟弟一个人在家，更难。”

刘绍业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宁兆香把锥子在头皮上蹭了蹭，又扎下去。针脚密密实实的，每一针都扎得结结实实。

“俺就是跟你说一声。弟弟跟咱过了这么些年，俺也不舍得把他推回去。”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下去，“日子紧就紧吧。俺有手有脚，还能饿死几口人？”

刘绍业起身去灶台那边倒水，背对着她说了一句：“平地不用跪着割麦子。到了那边，你不用跪了。”

宁兆香的手又顿了一下。她低着头，没看他，把锥子扎下去，拉出来，线绳在鞋底上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她知道他说的是啥——她怀景玲那会儿跪在地里割麦子的事。那事她从来没跟他提过，是他从旁人嘴里听来的。他听了，也一直没说，但在心里头记了这么些年，记到今天才漏出来这么一句。

“中。”她说，“那咱就去看看平地是啥样。”

她把鞋底翻了个面，检查了一遍针脚，搁进针线盒子里。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她伸手拨了拨灯芯，屋里亮了些。墙角的床上，弟弟和景玲挤在一块儿睡得正香，景玲的腿搭在弟弟的肚子上，弟弟翻了个身，含含糊糊说了句梦话。

宁兆香偏过头去看了看他们，把针线盒子合上，站起来走到灶台前，往锅里添了一瓢水。明天天不亮绍业就要走了。她得把家里剩的那点粮食给他烙两张饼带上。湖北有多远，她不知道。但他说了，平地不用跪着割麦子。有这一句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