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 两赴南京

夜里，高家冲后山是一片密密的松林，张体学和赵辛初站在雪地中，等待着。

没过多久，一个穿旧棉袍的中年人从林间小路上走了过来。他走得很快，但步伐很轻，踩在雪地上几乎没有声音。来人四十岁上下，中等个子，面容清瘦，一双眼睛透着精明和沉稳。

“张政委，赵主任！”来人快步上前，压低声音，“我是赵启明，受组织委派来接应你们。”

赵启明是这一带的老地下党员，对黄宿边地区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小路都了如指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张体学和赵辛初——两人都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虽然外面罩了一件老百姓的旧褂子，但那股军人的气质还是藏不住。

“这样不行。”赵启明摇了摇头，“你们这身打扮，走不出十里地就会被认出来。”

他带着两人下了山，来到山脚下一间偏僻的茅屋里。屋里早就准备好了两套行头——两件半新的长袍，两顶礼帽，还有两张伪造的“路条”。

“换上。”赵启明说，“从现在起，你们是去宿松收账的商人。我是你们的伙计，替你们引路。”

张体学和赵辛初换上了长袍，戴上礼帽。张体学对着屋里一面破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人瘦削、憔悴，颧骨高耸，但穿上长袍之后，确实不像一个打了十年仗的军人了。

“像吗？”张体学问。

赵启明看了看：“像。但走路还得改一改——商人走路慢，不像你们当兵的，走路带风。”

三人从茅屋里出来时，天已经擦黑了。赵启明带着他们沿着山间小道向宿松方向走，走的是大路——赵启明说，走小路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大路上人来人往，只要身份说得过去，反而安全。

走到一处山坳时，前面忽然亮起了一盏灯笼。灯光在雪夜里摇摇晃晃的，像一颗移动的星星。

“什么人？”张体学的手按在了腰间——那里藏着一支手枪。

赵启明定睛看了看，松了口气：“是自己人。”

提着灯笼走过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个子不高，但很敦实，穿着一件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他是赵启明的朋友，叫高龙保，是这一带出了名的热心人。

“老赵，你们可算来了。”高龙保把灯笼举高了一些，照亮了张体学和赵辛初的脸，“我听说你们要走夜路，特意来给你们打个灯笼引路。这大路我熟，哪段有坑、哪段有哨卡，我都知道。”

赵启明点了点头：“正好。前面就是长山乡公所了，有保丁值夜。你走在前面打灯笼，我们跟在后面，像是收账晚归的商人和伙计。”

高龙保提着灯笼走在了最前面。灯笼的光在雪地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照着三个人前行的路。雪还在下，但小了很多，细密的雪粒落在灯笼的纸罩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走到长山乡公所门口时，果然有两个保丁站在岗亭里，一个在打瞌睡，一个在抽烟。听见脚步声，抽烟的保丁抬起头来，手电筒的光照了过来。

“站住！干什么的？”

高龙保不慌不忙，把灯笼举高了一些，让光照亮自己的脸：“是我，高龙保。后面是赵掌柜的，去乡下收账回来晚了，路过这儿。”

保丁认出了高龙保——他是本地人，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大家都认识。保丁又用手电照了照后面的张体学和赵辛初——两个穿长袍戴礼帽的男人，低着头，像是赶路赶累了的样子。

“收账的？这么晚了才回来？”

赵启明从后面走上前来，拱了拱手：“老总辛苦了。年关到了，账不好收，跑了好几个村子才收到一半。这不，紧赶慢赶回来，怕明天一早还有事。”

保丁听他说的是本地口音，又看了看高龙保，摆了摆手：“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

高龙保道了声谢，提着灯笼继续往前走。走出几十步远，张体学才觉得后背的冷汗已经湿透了棉衣。他回头望了一眼——长山乡公所的灯光在雪夜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好险。”赵辛初低声说。

赵启明笑了笑：“有高龙保在，这条路走得稳。”

过了长山乡公所之后，三人加快了脚步。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前方出现了一片村庄的轮廓——宿松县城东门外的五里墩。

高龙保在村口停住了脚步：“赵掌柜，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前面就是徐家，老赵认识路。”

赵启明接过灯笼，对高龙保道了声谢。高龙保转身消失在夜色里，灯笼的光在雪地上渐渐远去。

赵启明带着张体学和赵辛初，沿着村道走到一座大宅院前。宅院是青砖黑瓦的，门前有一棵老槐树，院子里隐约透出灯光。这里就是徐裴章的家。

徐裴章是宿松县本地的大户，在国民党田粮分处任职，家底殷实，在当地颇有势力。赵辛初的哥哥帅启明曾在宿松长山田粮管理分处当过职员，与徐裴章有过交情。赵启明事先通过关系与徐裴章取得了联系，确认了此人“虽系地主，又曾在国民党任职，但他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怀不满，为人仗义广交，讲朋友义气”。

赵启明上前叩门，三长两短。门很快开了，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半旧的绸面棉袍，面容和善但眼神犀利。他就是徐裴章。

“快进来。”徐裴章侧身让开，没有多问一句话。

三人闪身进了门，徐裴章迅速把门关上，插上门闩。他带着三人穿过院子，走进一间内室，点亮了桌上的油灯。

灯光照亮了张体学和赵辛初的脸——两张因为长期饥饿和疲劳而消瘦的面孔，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眼睛依然有神。

“徐先生，”张体学开口了，“我们是……”

“我知道。”徐裴章打断了他，“赵老弟已经托人带过话了。你们是共产党的人，被国民党追着跑，需要藏一藏。”

他走到门口，掀开门帘往外看了看，确认院子里没有动静，才转过身来：“我这里不安全。田粮处就设在我家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国民党的人也常来。你们不能久留。”

赵辛初说：“徐先生，我们只需要三天时间。等风声松一些就走。”

徐裴章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好。三天。这三天里，我对外称病不出门，你们就住在这间屋里，不要出来。吃饭我会亲自送来。”

当天夜里，徐裴章把张体学和赵辛初安置在了内室，又吩咐妻子和亲信暗中看守门户，不让外人进入。徐裴章自己则“装病不出门，谢绝接待外人”，整天陪着两人，热情相待，寸步不离。

这三天，是张体学和赵辛初半年多来最安稳的三天。

徐裴章每天亲自端来饭菜——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在1946年冬天的大别山，这已经是难得的温暖。徐裴章还时不时带来外面的消息——哪里的国民党撤了，哪里的关卡新设了，哪条路还能走。

第三天夜里，徐裴章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张崭新的“通行证”。

“通行证弄到了。”徐裴章把证件递给张体学，“从长山乡政府搞来的，上面盖了印。你们从明天起就是去安庆做生意的商人，名字、籍贯、货物品种都在上面写好了，背熟了就行。”

张体学接过通行证，就着油灯的光看了一遍，又递给赵辛初。两人把上面的内容背了下来。

徐裴章又从柜子里拿出两套干净的衣物：“你们身上这身长袍穿了好几天了，换了。头发也该理一理。”

天亮之前，徐裴章请来了一个剃头匠，给张体学和赵辛初理了发。两人换上了干净的长袍，戴上礼帽，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确实像两个出门做生意的商人了。

“枪怎么办？”张体学问。

徐裴章说：“三支手枪放在我这里，我替你们藏着。等你们安全到了南京，再想办法派人来取。”

张体学想了想，点了点头。他把三支手枪从腰间解下来，交给了徐裴章。徐裴章接过枪，用油布包好，藏进了后院菜园里的一个地窖中。

第四天凌晨，天还没有亮。

徐裴章起了个大早，亲自作向导。他带着张体学和赵辛初，不走大路，“半夜出门，步行走小路”。三个人在黑暗中穿行，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哨卡。每经过一个村庄，徐裴章都先停下来听一听动静，确认安全之后才继续往前走。

走了整整一个夜晚，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人来到了太湖县的徐家桥。

徐家桥是湖边的一个小渡口，几间低矮的瓦房散落在湖岸上，水面上停着几条小船。徐裴章早就提前租好了一条船，船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裹着棉袄坐在船头，正在抽烟。

“船准备好了。”徐裴章说，“从这里坐船到安庆，走水路比走陆路安全。安庆那边我已经托人安排了，有人接应你们。”

张体学站在湖边，转过身来，握住了徐裴章的手：“徐先生，你的恩情，我张体学记着。独二旅记着。”

徐裴章摇了摇头：“不要说这些。你们为老百姓打仗，我不过是尽了点力。”

他看了一眼天色——东方的天际正在泛白，湖面上泛起一层薄薄的晨雾。他说：“天快亮了，上船吧。”

张体学和赵辛初上了船。船家用竹篙撑了一下岸，小船缓缓离开了码头，驶入了太湖的晨雾之中。

张体学站在船尾，回头望去——徐裴章还站在码头上，穿着一件旧棉袍，一动不动地看着小船远去。晨雾越来越浓，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灰白色的水汽里。

小船在太湖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水波轻轻地拍打着船身，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张体学和赵辛初坐在船舱里，谁也没有说话。半年来，他们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里钻了太久，忽然看见开阔的水面，忽然闻到水的气息，像是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慢慢苏醒过来。

“张政委，”赵辛初终于开口了，“你说，南京那边能找到组织吗？”

张体学望着远处的天际线——晨光正在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把湖面染成一片金红：“能找到。周副主席在南京，董老也在南京。只要到了梅园新村，就找到家了。”

船到安庆后，张体学和赵辛初凭借徐裴章弄来的通行证和介绍信，一路顺利，最终到达了南京。

1946年12月中旬，南京梅园新村30号。

张体学站在门前，抬手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探出头来，打量了他几眼——“你是……”

“我是张体学。从大别山来的。”

工作人员的眼睛亮了一下，侧身让开了门：“快进来！董老一直在等你们！”

张体学和赵辛初被带进了里屋。董必武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快步走上前，握住了张体学的手：“体学同志，你们终于到了！”

张体学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半年了——从1946年6月底中原突围开始，独二旅六千多人在大别山坚持了半年，牵制了十倍的敌人。如今，他终于活着走到了这里。

“董老，”张体学的声音有些沙哑，“独二旅……”

“我知道。”董必武打断了他，“我已经向延安汇报过了。毛主席说——你们在大别山牵牛牵得好。六千人的队伍牵住了三十万大军，这就是庖丁解牛的功夫。”

张体学站在那里，眼眶红了。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华加文、四团长、袁立山、石建金——想起铁门槛上的红旗、长绥卡的枪声、田大娘的炒饭、杨远源的牛兜箕、徐裴章在晨雾中越来越模糊的身影。

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雪压弯了又慢慢直起来的松树。

董必武说：“周恩来评价很高哟，你要高兴才是！周总理说同志们在宣化店坚持斗争，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

1946年腊月，张体学和赵辛初在梅园新村住了下来。董必武为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从上海到北平，再由北平转赴延安。

1947年春节前后，张体学到达了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

大别山的松涛还在响。桐山、将军山、仙人台、三角山——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山脊，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那些在风雪中坚持的人，那些在黑暗中等候天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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