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渡，在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工资不高不低，勉强够活。

去年秋天，我和女友乔安搬进了城郊的老小区。说是小区，其实就是一片待拆迁的职工宿舍楼，红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楼道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乔安说她喜欢这种烟火气，说这里让她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院子。我没反驳她，但心里清楚，咱们之所以选这儿，纯粹是因为便宜。

从小区大门走出去，大概三百米，有一条地下通道。

这条通道横穿城际快速路，长约六十米，两边墙壁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头顶的白炽灯管永远有两三根在闪，发出那种“滋滋”的声响，听得人头皮发麻。通道中间有一段地势特别低，一下雨就积水，最深的时候能没过脚踝。

乔安在城西的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每周有三个晚上要上晚课，九点半下课，坐公交车回来，到站正好十点十分。她每次回来都得穿过那条通道。

起初我并没在意这事儿。一个大活人，走了二十多年的路，能出什么事？

可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路，走一次少一次。

那天是周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下午我刚发完工资，心情不错，特意去菜市场买了条鲈鱼，打算给乔安做个清蒸鱼。她最近总说胃口不好，脸色也差，我还以为她是工作太累。

鱼刚下锅，手机响了。

是乔安的同事方姐打来的，语气很急：“沈渡，乔安今天没来上课，电话也打不通，她没事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乔安这个人，做事向来靠谱，从不迟到早退，更不会无故旷工。我挂了电话就开始打她的手机，一遍两遍三遍，始终是那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冲出家门，沿着她平时回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街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我走到那条地下通道的入口时，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通道里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

平时总有流浪汉在这儿过夜，或者几个小年轻蹲在角落里抽烟聊天，可今晚什么都没有。灯光比往常更暗，有几盏灯干脆彻底熄了，通道深处黑洞洞的，像一张大张着的嘴。

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硬着头皮往里走。

脚步声在通道里来回反弹，听起来像是身后也有人跟着。我回头看了好几次，什么都没看见。走到通道中间那段最低洼的地方时，我闻到一股味道——很淡，但很刺鼻，像是烧焦的塑料，又像是某种劣质香水。

然后我看见了乔安。

她就站在通道另一头的出口处，背对着我，一动不动。白色的连衣裙在夜风中轻轻摆动，头发散着，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澡。

“乔安！”我喊了一声。

她没动。

我跑过去，伸手去拉她的胳膊。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凉得不像活人的温度。她慢慢转过头来，脸上挂着笑，但那笑容让我后背一阵发麻——她嘴角弯起的弧度太大了，大到不自然，像是被人用手扯上去的。

“你怎么来了？”她问我，声音倒是很正常，甚至还带着点撒娇的味道，“我不是说了嘛，今天会晚点回来，让你别等我。”

“你手机怎么关机了？方姐说你没去上课。”

“哦，手机没电了。”她说得很随意，“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就没去上课，在街上逛了逛。”

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她的眼神很空洞，瞳孔放得很大，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走吧，回家。”我搂住她的肩膀，感觉到她身体僵硬了一下，很快就放松下来。

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我找话题跟她聊，她也只是“嗯”“哦”地应付。我以为她是身体不舒服，就没再多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那条地下通道里，四周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头发盘得很高，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红得像刚喝过血。她对我笑了笑，伸出右手，手心里躺着一个打火机。

“先生，能借个火吗？”她问。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摸出一个打火机递给她。她接过打火机，却没有点烟，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那双眼睛又黑又深，像两个无底洞。

“你女朋友最近是不是经常走这条路？”她问。

我没说话。

“告诉她，别在晚上走这条路。”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进了黑暗里。我想追上去，脚却像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

我从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窗外月光很亮，照在床上，照在乔安的脸上。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但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梦话。我凑近去听，听了半天，只听清楚两个字——“借火”。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对门的王婶。

王婶在这个小区住了三十多年，是这里的土著，对周围的情况了如指掌。我跟她闲聊了几句，装作不经意地问起那条地下通道的事。

王婶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压低声音跟我说：“小伙子，那条路不干净，你们两口子以后晚上尽量别走。”

“怎么不干净了？”我问。

王婶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十年前，那条通道上面发生过一起车祸，一辆大货车失控冲破了护栏，掉下来砸中了通道里的人。听说当时通道里有七个人，全死了，血肉模糊的，惨不忍睹。从那以后，那条路就不太平了。有人说半夜路过的时候，能听见哭声；还有人看见过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人借火。”

“借火？”我心里一紧。

“对啊，借火。”王婶说，“传说那个女人生前是个烟鬼，死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呢。她一直在找活人借火，借到的次数越多，她就能在人间待得越久。”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又问了一句：“那……如果有人借了火给她，会怎么样？”

王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借一次火，折十年阳寿。小伙子，我可没跟你开玩笑，这附近的老人都知道这事儿。”

我回到家里，乔安已经起床了，正在厨房煮粥。我靠在门框上看她，她哼着歌，动作利落，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在用左手拿勺子。

乔安是个右撇子，从来都是用右手干活。

“你什么时候学会用左手了？”我问。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笑了：“哎呀，我都没注意，可能是昨天扭到右手了，使不上劲。”

她笑得很好看，眉眼弯弯的，但我总觉得那笑容底下藏着什么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观察乔安，发现她的变化越来越多。她开始吃以前从来不吃的香菜和胡萝卜，开始用左手写字，开始在看电视的时候换到以前从不看的戏曲频道。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而是站在客厅的窗前，面朝着那条地下通道的方向，一动不动地站着。

“乔安？”我喊她。

她缓缓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我睡不着，起来透透气。”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她走过来，钻进被窝，背对着我，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但我睡不着。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正沿着那条地下通道，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周六那天，我去了趟图书馆，查了查十年前那场车祸的资料。报纸上的报道很简单，只说一辆大货车失控坠桥，造成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教师。报道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事故现场，通道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

我把那张照片放大，仔细看每一个细节。在照片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通道的阴影里，正朝着镜头的方向看。

我翻遍了整份报纸，都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红衣女人的任何说明。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我去找了住在隔壁楼的陈叔。陈叔退休前是交警，当年那场车祸他正好在现场处理过。

陈叔一开始不太愿意谈这件事，但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终于松了口。

“那场车祸确实有问题。”他说，“我们调查了很久，发现那辆货车在坠桥之前，司机就已经死了。法医鉴定结果显示，他在坠桥前至少已经死亡两个小时。”

“什么意思？”我后背一阵发凉。

“意思是，那辆车是一个死人开的。”陈叔抽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看不真切，“更诡异的是，我们在现场找到了八具尸体，而不是七具。”

“八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