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宇那声含混不清的“粑粑”还在林涛耳朵里转圈的时候，阿哲的修车店门口停了一辆白色轿车——不是那种灰扑扑的、跑工地用的、车上全是泥点子的白，是那种“刚从洗车店出来、白得晃眼、连轮毂都擦得发亮”的白，白得像晚星当年穿的那条裙子，像她烧掉的那张录取通知书上没被火舔到的那个角，像她写给阿哲的那封信——纸是白的，字是黑的，但你看久了，白就变成了灰，灰变成了黑，黑变成了她走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的天空。
女客户姓李，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李婷，但阿哲没问过，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说“我姓李”，他就记住了“李”，后面的字没记住，也不想记。她开一辆白色的大众，车龄不大，保养得很好，每次来都是因为同一个问题——倒车影像不亮了。阿哲第一次修的时候，拆开中控台，检查了线路，发现是一根线松了，插回去，亮了。第二次来，又是同样的问题，他又拆开，线没松，换个保险丝，亮了。第三次来，他问她“你是不是经常走烂路”，她说“不是”，他说“那怎么老是松”，她说“可能它想你了”。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不是心动，是那种“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的审视，像他在拆发动机时检查每一个零件的眼神，不放过任何一道裂纹。
她每次来都带东西。第一次带了一袋橘子，放在收银台上，说“自家种的，尝尝”。阿哲说“不用”，她已经转身走了，马尾在身后甩了一下，像一面旗，但不是晚星那种旗，晚星的旗是安安静静的，她是飞扬跋扈的。第二次带了一盒饭，保温袋是粉色的，拉链上挂着一只小熊，熊是棕色的，憨憨的，像他缝的那些毛绒小乌龟——但乌龟是他缝的，熊是买的，不一样。她说“我做的，尝尝”，阿哲说“不用”，她把饭盒打开，红烧肉、炒青菜、一个荷包蛋，蛋黄是完整的，圆圆的，像一颗眼睛。他盯着那个荷包蛋看了很久，想起晚星每次来送饭，保温袋里也是米饭、炒青菜、一个荷包蛋。他把饭盒盖上了，说“吃过了”。她没勉强，把饭盒拎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回头，说了一句“明天我还来”。他没接话。
她来了，一周来三次，不是来修车，是来看他。她坐在收银台旁边的椅子上，翘着腿，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但她没在看，她在看他——看他蹲在地上换轮胎，满手油污，扳手拧得咯吱咯吱响；看他拆发动机，零件摆了一地，一个一个清洗，擦干净，再装回去；看他给客户报价，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他这个人——不啰嗦，不废话，该多少就多少。她看了很久，久到他从车底钻出来，看到她的鞋，白色的帆布鞋，鞋带系得很紧，系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的两只翅膀一高一低，像一只飞不起来的蝴蝶。他顺着鞋往上看，牛仔裤，白T恤，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银链子，链子末端坠着一颗小心心，亮晶晶的，像她眼睛里的光。
“你一个人不孤单吗？”她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脸都红了。
阿哲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收银台旁边，拿起那块抹布——蓝色的，洗得发白，边角破了几个洞，像他这个人，不漂亮，但结实。他擦了擦手，把抹布搭在收银台上，然后转过头，看着收银台上那张照片——晚星的，后山刻字那天拍的，她站在树下，阳光碎碎的，像金子，像永远花不完的时间，像她写“月亮像一颗糖”时笔尖在纸上洇出的那个蓝色的圆点。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一缕，飘在脸旁边，像一根没写完的笔画。她没笑，但她的眼睛在笑，弯弯的，像月牙，像在说“我在”。
“我不孤单。”阿哲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修车店的水泥地上，钉在那堆黑乎乎的轮胎旁边，钉在她那辆白色轿车的引擎盖上。他没看她，他在看照片，看照片里那个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给他带饭、不会问他“你一个人不孤单吗”的人。但她会说“我在”，会写“我在”，会在信纸上用被眼泪洇湿了的字告诉他——“下辈子我等你来画”。
她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不是新的，边角卷起来了，相框是木头的，简单的那种，她在超市就能买到，但相框里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久到阿哲以为她不会说话了，久到修车店外面那辆公交车的报站声从“下一站”变成了“终点站”，久到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又松、松了又攥，像他当年在河堤上第一次牵晚星的手时，手指在裤缝上敲了好几下、才鼓足勇气伸出去的那个样子。
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椅子腿在地上划了一下，“刺啦”一声，像指甲刮黑板，像她心里那根弦断了。她没说“打扰了”，没说“再见”，没说“我走了”，她只是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回头，但她说话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都疼了——“那我不来了。”
她没再来。第二天没来，第三天没来，一周没来，一个月没来。修车店门口的白色轿车换成了灰色的面包车、黑色的SUV、蓝色的卡车，没有一辆是她的。阿哲不记得她的车牌号，但他记得她的车是白色的，白得像她第一次来时穿的那件白T恤，像她递过来的那袋橘子的橘皮上那层白霜，像她放在收银台上的饭盒里那个荷包蛋的蛋白——白的，干净的，没沾上他的油污。
他把收银台上那张照片拿起来，用那块蓝色的抹布擦了擦，擦得很轻，轻到像在擦一件怕碎了的瓷器，像在擦那盘被摔裂又被透明胶粘好的磁带，像在擦她写给他的那封信——信纸被他摸了无数遍，边角起了毛，字迹模糊了，但“下辈子”三个字还看得清。他把相框放回去，摆正，左右看了看，不歪了。照片里的晚星笑着，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像在说“你做得对”。他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弯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他弯了。
继续干活。他蹲在地上，拆轮胎，扳手拧得咯吱咯吱响，轮胎卸下来，放在一边，再拆下一个。他手上的油污比昨天更深了，深到指甲缝里那团黑泥洗不掉，但他没在意，因为他不在意谁看他修车，谁给他带橘子，谁问他“你一个人不孤单吗”。他的手指上还戴着晚星当年贴的那个创可贴吗？不，早就换过无数个了。但虎口上那道疤还在，是她贴创可贴时指甲不小心划的那道，不深，但痒，痒得他心里软了一下。他当时想说“谢谢”，但没说，因为说出来太轻了。今天他也没说，但他把照片擦干净了。
她没再来。他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等谁再来，他是在等一个人回来，等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等一个在信上写“下辈子”的人。这辈子，他就一个人过，不孤单，因为照片里的人一直在，在收银台上，在工具箱旁边的铁盒里，在他胸口那道被铁盒的边角硌出来的红印子里。红印子消了，又硌出来，消了，又硌出来，消到最后，不消了，变成了一道疤，疤不疼，但按下去的时候，皮是硬的。
他把轮胎装回去，螺丝拧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角拧，每颗都一样紧，像他这个人，不偏不倚。他把工具收好，把卷帘门拉下来，“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晚安”。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没抽，夹在手指间，看它烧，烟灰掉在地上，灰的，白白的，像她烧掉的那张录取通知书的纸灰，被风吹散了，落到她看不到的地方。他把烟掐了，扔进垃圾桶，骑上自行车，往出租屋的方向骑。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他把那件灰色毛衣的领子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有光吗？有，是路灯的光，橘黄色的，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得像个橘子，黄黄的，暖暖的，像她当年写的那颗糖——化了，但甜味还在，黏糊糊的，粘在他心上，揭不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