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但湿气仍黏在皮肤上，林澈站在北岸旧区巷口，身后车灯熄灭，黑暗重新合拢，他没回头，径直走向地铁站入口，步伐稳定，像要把刚才那一幕彻底甩在身后。
第二天上午九点十七分，他坐在办公室整理昨晚拍摄的厂区照片，电脑屏幕泛着冷光，窗外灰云低垂，空气里有铁锈和潮湿水泥混合的味道，他把三张关键图像归入“塔诺·维斯特案”文件夹，命名规则为“时间+地点+事由”，格式统一，编号连续。随后打开新文档，标题是《材料核对安排（草案）》。
他在第一行写下：与塔诺先生会面，议题——北岸拆迁执行细节澄清。
第二行：时间建议：本周三上午十点，地点：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
第三行：需携带文件：2008年K726次列车押运记录复印件、李协管员笔录摘要、清退方案签批流程图。
他删掉“建议”二字，改为“确定”。保存，打印，装入标准卷宗袋，封口处贴标签，写上编号与日期。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多余停顿。
两天后，第一次会面如期进行，接待室在老楼三层，采光差，墙面刷过三次白漆，边缘已泛黄。塔诺准时出现，穿深灰色高领毛衣，外搭黑色风衣，未戴手套，两人隔着长桌坐下，中间放录音笔、笔记本、签字笔三件套，全部来自检察院统一分发，林澈逐条提问，语气平稳，用词精准。塔诺回答简洁，不回避，也不多言，每段陈述结束后，林澈确认一遍记录内容，双方签字。全程四十三分钟，无中断。
第二次会面在周五下午，地点换到城东公证处附属会议室，议题转为“资金流向辅助说明”。林澈出示一张银行流水截图，塔诺辨认签名真伪，并解释某笔转账背景。过程依旧合规，纪要页附扫描件，归档时加盖骑缝章。
第三次是周一清晨，林澈提前四十分钟到单位，在档案室调出前两次备忘录原件，逐页检查装订完整性，九点五十二分，他拨通塔诺电话，声音不高：“今天需要你配合核对一份会议纪要的时间节点，方便吗？”对方沉默两秒，说“可以”。十点整，他们在检察院外围的社区服务中心见面，仍是标准流程，仍是双签留档。
一切如常推进。
直到周三下午的内部协调会上，问题来了。
会议室长桌两侧坐满人，空调嗡嗡响，议题讨论到一半，坐在斜对面的一位资深检察官忽然开口：“林检察官最近和塔诺先生沟通频率是不是太高了？”
声音不大，但整个房间静了一瞬。
林澈抬眼，看到那人端起茶杯，目光平静，像是随口一问，但他知道这不是闲谈，他放下笔，拉开手边文件夹，抽出三份纸质纪要，依次摆上桌面，推至会议主持人面前。
“每一次会面均有明确事由记录在案。”他说，“时间、地点、议题、附件清单齐全，双方签字确认，程序合规。若认为存在瑕疵，请指出具体条款。”
会议室没人接话。
他继续道：“目前调查处于信息核实阶段，任何可能影响事实还原的接触都必须留下可追溯痕迹。我选择公开、规范的方式完成，正是为了避免私下交流引发误解。”
说完，他收起文件，放回夹中，动作未乱一分。会议继续，他低头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清晰可闻。
当天傍晚六点四十分，林澈还在办公室校对报告。一名后勤人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保温杯，说是顺路送还上周借走的资料扫描仪。
“哦，还有句话。”那人站定，语气平淡，“塔诺先生让我转达——如果压力太大，可以减少见我的次数。”
林澈握笔的手顿了一下。
他抬头，看着眼前这张普通面孔，眼神锐利如审讯现场。“告诉塔诺先生，我不需要他替我担心。”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我见他是为了查案，不是为了别的。”
那人点头，转身走了。
办公室重归安静，窗外天色全暗，路灯陆续亮起，映在玻璃上是一片模糊的光晕，林澈合上电脑，翻开工作笔记，撕去旧页，写下新的一行：
“我见他的频率确实太高了。下周开始减少到每周两次。”
他在“每周两次”下面重重划了两道横线，笔压得很深，几乎要划破纸背，停了几秒，又补了一句小字，极细，藏在页角空白处，几乎看不见：
“但我会想他。”
台灯还亮着，光线照在他右手边的卷宗堆上，最上面那份是刚打印好的《第四次材料核对计划》，时间写着下周五上午九点半，地点是市档案馆南厅，议题栏填着：“关于2001年瓦拉纳集团备案花名册中‘梵’字署名情况的补充说明”。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合上本子，手指从封面滑过，停在右下角。
楼下传来电梯到达的提示音，接着是脚步声穿过走廊，渐远，他没动，也没关灯。
笔尖悬在半空，影子落在桌角，像一根钉住的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