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飞燕。
但这个名字已经有很久没有人叫过了。现在认识我的人叫我罗飞，或者罗飞准将，或者“那个英国人”。我习惯了。
十六岁那年，我的父母在一场爆炸中丧生。执行那次任务的人叫伊尔·德米尔。他当时判断那栋建筑内存在敌方目标，投掷了爆炸物，然后继续前进。他的判断被认定为正确，他的行动被认定为成功。
我的父母就在那栋建筑的隔壁。
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冲突。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中年人，准备给正在边境驻守的哥哥写信，然后听到了一声巨响。
他们没能活过那天的上午。
伊尔·德米尔在那次任务结束后被升职。他不知道他炸死的是谁，他不关心。他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确认了任务目标已经被摧毁，然后转身离开了。他从来没有回头看过那栋建筑的残骸一眼，也从来没有意识到隔壁的房间里曾经住着一对与他无关的普通人。
我进了军队。不是因为有人逼迫我，也不是因为我想要追随父亲的脚步。我要去一个可以不断向前的通道，而军队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持续移动而不被询问方向的地方。我不是去证明什么，我只是需要在一个能让我合法携带武器、合法训练、合法穿越不同区域的体系中待下去。
军队是离他最近的地方。
我进了之后没有主动争取过任何晋升。我只是把每一次训练、每一次考核、每一次夜间行动都完成了。速度比大多数人快一点，精准度比大多数人高一点。我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刻意隐藏，我只是完成而已。有人开始注意到我，有人开始问我的名字。
我的记录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评估报告逐项核实，无异常记录，无因训练或行动产生的异常偏差，无不符合常规流程的情况。我因为成绩优异被选入了NJO。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因为我的表现记录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我坐在NJO的运输机上，看到了伊尔·德米尔。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在大声说话。他的判断方式依然没有变化——他习惯在做出决定之后用声音和姿态来巩固他的权威，而不需要反复确认他决定的前提是否仍然成立。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他没有注意到我。他从来不会注意到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人。
我加入CRAA。我进入了他的队伍，站在他身边，参加他指挥的行动，看着他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做判断。威尔逊死的那天，他感觉到了异常——他明确知道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们——但他没有停下。他没有发出警告，他没有确认，他选择继续往前走。然后威尔逊被拖走了。
他在威尔逊死后哭过，崩溃过，在病房里看着那把刀犹豫过。我站在病房外的走廊里，看着他哭，看着他被赵荣国按回病床上。他没有看到我站在门外，因为那天我的视线穿过门缝之后很快就移开了。
Level 11塌陷之后，队伍散了。伊尔被拖入地下，卡尔跟着他一起坠落，其他人也被冲散到不同的层级。我没有跟任何人一起走。我选择独自行动。我不需要队友，不需要掩护，不需要有人在我身后确认我是否还活着。
我需要的是能够移动的自由，是一个人穿越层级时不会被注意的便利，是能够在伊尔·德米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提前到达的能力。我一直在跟踪他。我在Level 1的墙面上留下了刻痕，在他经过的观察窗边缘留下了指印。我在Level 9.2门框上留下了划痕，在他可能经过的岔路口留下了标记。
他看到了那些痕迹，但他从来没有停下来确认过。他仍然用自己的习惯来判断环境是否安全，仍然依靠他的第一判断来应对所有情况。他依然过着和多年前一样的生活，做着和他当年杀死我父母时同样的判断。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停下来。
我是他队伍中的一员时，我无法动手。我们曾是队友，彼此确认过位置，分配过任务，在同一个危险中判断过同一个方向。那时的距离太近了，近到我无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事。但现在不一样了。Level 11塌陷之后，队伍已经散了。我们已经不再处在同一个框架下，不再需要共享同一个目标来维持行动的一致性。
当他再次出现在我视野中时，我不再是他的队员。我可以看清他的全貌——他的步态、他的节奏、他在做出判断前的那个停顿。这些观察不是为了验证他是否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判断方式，而是为了确认我需要等多久才能到达那个可以直接行动而不受任何干扰的距离。
我一直在等他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正在观察，正在确认，正在等待那个机会——在他的判断模式再次出错之前，在他的行动再次忽略危险信号之前，在他仍然相信自己已经确认了所有信息之前——靠近他，让他知道我是谁。
让他知道，他在多年以前杀死的那些人，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并且一路跟到了这里。
我叫罗飞燕。他迟早会听到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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