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在盘山公路上抛锚的。手机没信号，油表指针躺在红格底部不动，我试着重新点火，发动机发出一声咳嗽般的响动，然后彻底哑了。
日头已经偏西。我拎着仅剩的半瓶水下车，沿着公路往前走，心想翻过前面那道山梁，总能看见个村庄什么的。
我确实看见了村庄。
它安静地卧在谷底，炊烟袅袅，夕阳把白墙黑瓦染成暖融融的橘红色。田间有农人躬耕，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人，远远看去，像一幅风俗画。
我松了口气，加快脚步。
走到村口时，那几个老人齐刷刷转过头来。我脚步顿了一下——六个老人，三男三女，坐得整整齐齐，像等着拍照的合影队伍。他们看着我，脸上慢慢浮起笑容。
那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眼角皱纹堆叠的纹路、甚至连露出几颗牙齿，都分毫不差。
“姑娘，渴了吧？”他们一起站起身，动作轻捷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来，家里有水。”
一位老太太拉起我的手。那只手干燥温暖，指节粗大，是常年劳作的手。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她的手指，正好握住我手腕到掌根的三分之二处，不松不紧，力道适中。
老太太姓周，她让我喊她周婶。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院子里种着两棵石榴树，正开着火红的花。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三个搪瓷缸子，里面晾着温热的茶水，像是早知道会有客人来。
“喝吧，”周婶笑眯眯地看着我，“走了山路，乏了吧？”
我端起缸子喝水的时候，眼睛扫过堂屋的墙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那种老式的集体照，黑白的，人头攒动，密密麻麻。
“那是村上的人，”周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每年拍一张，挂在各家各户。”
“每年一张？”
“对，”她点头，“从建村那年起，一百三十七年，没断过。”
我端着缸子走近了看。照片上的人整齐地站着，笑容标准，面容相似得让人恍惚——不，不是相似，是整齐。像田里的麦子，一排排，一列列，没有一个人歪头，没有一个人闭眼，没有一个人笑得和别人不同。
“晚上有晚会，”周婶在身后说，“姑娘要是歇过乏了，也来看看吧。”
广场在镇子中央，我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广场上站满了人——全镇的人，男女老少，几千口，站得整整齐齐。
他们正在唱歌。
那首歌我听不懂词，调子也很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音。但所有人都唱得投入，脸上的笑容一模一样，嘴角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连挥舞手臂的幅度都一模一样。
我站在广场边缘的槐树下，看着这一幕，后背慢慢渗出一层细密的汗。
没有人指挥，但他们唱得齐得像一个人。
没有人下令，但歌声停下的那一瞬间，几千人同时收声，整个广场安静得只剩下晚风吹过槐树的沙沙声。
然后，他们转过头来。
几千张脸，齐刷刷朝着我站的方向。
几千张笑脸，嘴角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连眼睛里倒映的灯光都一模一样。
“姑娘来啦！”他们喊道，声音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来，站前边来！”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两侧的人看着我，笑着，点着头，那笑容太标准了，标准得像印刷出来的。我从他们中间走过，听见此起彼伏的声音：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那声音叠在一起，像合唱，像念诵，像某种古老的仪式。
那一夜我没睡踏实。窗户外面一直有脚步声，轻轻的，来来回回。我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月光下，有几个人影在巷子里慢慢走着，走得很整齐，步伐一致，像操练，像巡夜，又像什么都不是，只是走着。
第二天一早，我开始仔细观察。
早饭是周婶做的，稀饭咸菜，馒头鸡蛋。她坐在我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吃，自己不动筷子。
“您不吃？”
“吃过了，”她笑，“我们吃饭的时间是一样的，都吃过了。”
“一样的时间？”
“对，”她点头，笑容的弧度没有一丝变化，“五点起床，五点二十洗漱，六点早饭，七点下地。一百三十七年，没变过。”
我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
周婶看着我的筷子，笑容没变，但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姑娘，你吃饭的样子……和我们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嚼东西的时候，左边嚼七下，右边嚼八下，”她说，“这样不好，两边腮帮子会不一样大的。”
我放下筷子：“你们呢？”
“我们嚼东西，左右各九下，”她示范给我看，咀嚼的动作均匀得像节拍器，“这样才对称。”
我忽然想起昨晚广场上那几千张脸。他们确实是对称的，眉眼、嘴角、颧骨的高度，每一处都对称得像镜子里的映像。
“姑娘，”周婶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你不想和我们一样吗？”
那天下午，我开始试着找出路。
镇子不大，但每条巷子都长得一样。白墙黑瓦，青石板路，门口种着同样的石榴树，开着同样的红花。我走了两个小时，最后发现自己站在周婶家门口——那两棵石榴树，那扇半掩的木门，和我出发时一模一样。
“姑娘迷路了？”隔壁院子的门开了，探出一张笑脸。是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那孩子也笑着，嘴角上扬的弧度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这镇子……每条巷子都长得一样。”
“是啊，”女人点头，“都一样才好，都一样才安心。”
她怀里的孩子伸出手，朝我挥舞。那小手挥舞的幅度也是均匀的，像节拍器，像钟摆，像我昨晚看见的那些巡夜的脚步。
“您知道出镇的路吗？”
女人的笑容顿了一下。只是一瞬间，那弧度几乎没有变化，但我看见了——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暗了暗。
“出镇的路？”她重复了一遍，声音还是那样温柔，“为什么要出镇呢？留下来吧，我们都在等你变得和我们一样快乐。”
她说话的时候，巷子两头陆陆续续出现人影。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从各个门里走出来，站得整整齐齐，看着我，笑着。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那声音此起彼伏，像合唱，像念诵，像昨天傍晚我在广场上听见的那样。
我转身跑起来。
巷子长得没有尽头，每一条都一模一样。我跑过九个拐角，跑过九棵石榴树，跑过九扇半掩的木门，最后发现自己又站在那年轻女人面前。
她还站在那里，还抱着孩子，还笑着。
“姑娘，”她说，“迷路了吧？”
我没有回应，接着向前跑。
我又跑过九个拐角，跑过九棵石榴树，跑过九扇半掩的木门，最后发现自己又站在那年轻女人面前。
她还站在那里，还抱着孩子，还笑着。
“姑娘，”她说，“迷路了吧？”
那天晚上我没有参加晚会。我把自己锁在屋里，用桌子顶住门，缩在床角，听着窗外的脚步声。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整齐得像心跳。
脚步声在凌晨停了。我听见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是周婶的，温柔，慈祥，像每一个关心晚辈的长辈：
“姑娘，出来吧，晚会结束了，该睡觉了。”
我没动。
“姑娘，”那声音顿了顿，“我们都在等你。”
我爬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
月光下，院子里站满了人。周婶站在最前面，后面是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再后面是那些老人、那些男人、那些半大的孩子。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我这扇窗户，脸上挂着同样的笑容。
那笑容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
“姑娘，”周婶又开口了，“你不想和我们一样快乐吗？”
第三天早上，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开。
我没有惊动周婶，天不亮就悄悄出了门。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用石子在每个路口做记号，一路往东走——我记得村口那棵老槐树在镇子东边。
走了很久。太阳升起来，又升得更高。我走过无数个路口，扔下无数颗石子，最后站在一棵老槐树下。
老槐树，村口，那些乘凉的老人。
他们坐在那里，三男三女，整整齐齐，像等着拍照的合影队伍。看见我，他们同时转过头来，脸上浮起笑容。
“姑娘，”中间的老太太开口，“渴了吧？走了一早上，累了吧？”
那声音和周婶的一模一样。
我慢慢往后退。退了三步，后背撞上一个人。
我回头，是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她站在我身后，笑着，怀里的孩子也笑着。
再回头，巷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从每一条巷子里走出来，从每一扇门后走出来，从每一棵石榴树后面走出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几千人，站得整整齐齐，把我围在中间。
没有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着我，笑着，几千张脸，几千个笑容，弧度一模一样。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
然后他们开口了，几千人同时开口，声音叠在一起，像合唱，像念诵，像某种古老的仪式：
“留下来吧。”
“我们都在等你。”
“等你变得和我们一样快乐。”
人群分开，一个人慢慢走出来。是周婶。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腕——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力道，不松不紧，正好三分之二。
“姑娘，”她笑着，“你累了。”
她的眼睛离我很近。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那双眼睛——那里面没有瞳仁，没有眼白，只有两团模模糊糊的光，和我身后那几千张脸上的光一模一样。
我想挣扎，但手脚已经不听使唤。我想喊叫，但嘴唇已经张不开。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流出去，又有什么东西流进来。温热的，均匀的，像节拍器，像心跳，像那些巡夜的脚步声。
周婶的脸在我眼前慢慢模糊，慢慢变成另一张脸——一张和所有脸一模一样的脸。
但那张脸上挂着笑容。
我也在笑。
我感觉到嘴角上扬的弧度，正好是十五度。我感觉到眼角堆叠的皱纹，左右对称。我感觉到自己站进人群里，站得整整齐齐，和所有人一样。
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那声音从我自己身体里传出来，满意地，欣慰地，像终于完成了某件等待已久的事情：
“欢迎回家。”
广场上正在准备今晚的晚会。
我站在人群里，和所有人一起唱歌。那首歌很好听，调子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音，唱起来让人心里安稳。
旁边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转过头，是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她笑着，我也笑着。
“新来的？”她问。
“嗯，”我点头，“昨天刚到的。”
“习惯吗？”
“习惯，”我说，“这里什么都一样，让人安心。”
她点点头，转回去继续唱歌。
我也转回来，继续唱。歌声整齐，人群整齐，笑容整齐。夕阳照在广场上，把每一张脸都染成暖融融的金色。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似乎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来着？
记不清了。
我摇摇头，继续唱歌。
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像风，像水，像一百三十七年来每一个黄昏那样，温柔地，均匀地，流淌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和周婶一起坐在村口，又多了一个同村的小伙子。四男四女，刚刚好。
一个人拎着半瓶水，从公路上走来。
我们一起站起身，握住她手腕到掌根的三分之二处，不松不紧。
“姑娘，渴了吧？来，家里有水。”
